宋帝有诗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聊以劝学。早在先秦，人们就提出学而优则仕，书，或者说知识，很早就成为参与政治、掌握权力的门槛，这是中国的独到之处。
总之，书及藏书活动最初的核心在于权力，在于政治，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藏书被更多赋予了文化内涵。本文即试探究中国历史上藏书的系列问题。
一藏书种类
我国是世界上设置图书典藏机构和管理人员最早的国家之一，著名的老子就是“守藏室之史”，俗称国家图书馆管理员。中国历史上的藏书可分为三类：国家藏书，即官藏；私人藏书，即私藏；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即私办公助的藏书机构。
国家藏书是历代绝对的主流。历代官藏图书大半来源于前朝官藏，其后，统治者以一国之力，征集天下图书，鼓励地方或私人献书，并修建了广阔的藏书场地，设置了专职人员，陆续规定了细致的藏书制度以便藏书的分类、管理等。这些都为典籍的保存和流通提供了便利。
至于国家藏书的危险，多是在王朝末年，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图书往往遭遇兵燹之祸，最惨烈者不过阿房宫。
若说国家藏书的弊端，则是官藏的独占性，为维护皇权至上，官藏只有皇帝和少数官员、宗室可以一观，普通知识分子则少有如此机缘。例如司马迁，他创作《史记》，固然四处游历，石渠阁的藏书也是功不可没。
私人藏书与私学的兴起相伴随，“天子失学，学在四夷”的结果是武士向文士转化，知识和政治权力为私人的掌握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会。战国时期“学富五车”的惠施就是著名的早期私人藏书家。
秦国，特别是秦朝建立后，为维持皇权威严，实行愚民政策，始皇帝下令焚书坑儒，民间私藏为之一净。直到汉惠帝四年，才正式废除了秦始皇时期的焚书令，允许私人藏书。两汉时期，私人藏书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赐书、私人转赠和书店购买。
到魏晋隋唐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私人藏书的规模也在增长。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相继出现更是使藏书活动在士大夫群体中俨然成为新风尚。
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许多鼎鼎大名的藏书家、藏书楼，如天一阁等。这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私藏达到顶峰，甚至部分超越了官藏。但好景不长，洋枪利炮打断了漫长的关于图书的跋涉。
汉唐之间，是社会大动荡，文化大繁荣的魏晋南北朝，它孕育了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的土壤。
开元六年，唐玄宗设丽正书院，始有书院之名。唐代江西东佳书院既可藏书，又可借阅，开书院藏书之先河，也埋下学习的种子。
宋代后，书院井喷，而且不少书院成为当时文化知识的交流中心，成为许多学子心中的“圣地”。正是在这些书院中，培养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
当然，它毕竟首先是教学机构，藏书规模无法与官藏、私藏媲美。
寺院藏书主要是指佛寺藏书，佛教自两汉之交传入，经六朝而逐渐兴盛，因此佛寺藏书的两个核心在于，它与寺院的出现相伴随，且所藏俱是佛书。经过印刷术的技术支持，以及元清两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政策支持，寺院藏书也蓬勃发展起来。
寺院藏书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分布广，读者多。有寺庙即有藏书，有僧尼信众则有读者。第二，来源广。第三，流通量大。第四，专人校订，分藏陈列，按时借出和收回。这一点与现代藏书制度有相似，而与以往的官藏、私藏都大为不同。
二藏书制度
很难说关于藏书的相关规定，是制度、政策、还是藏书活动中约定俗成的“规矩”。三代以上，尚矣，其时龟甲兽骨青铜鼎的零散记载也远远称不上藏书。
而秦代先有焚书之祸，后有项羽火烧阿房宫之灾，即使真有宫廷藏书，其制度也早已失传。倒是伏生等民间藏书者，可以算作早期的私人藏书家，但事出有因，失于专业。
史载，汉承秦制，萧何入咸阳时尽力保存了秦宫典籍，明文记载的藏书制度应当自汉始。
汉高祖刘邦七年，在萧何主持下建成未央宫，同时在正殿北面修建三座藏书楼作为皇室专用藏书楼，即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
其后，汉武帝时，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图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引《七略》记载，当时藏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这不仅说明由于统治者的努力，皇家藏书数量增多，规模变大，而且证明此时已经由太常、太史、博士等官员来管理藏书。不仅如此，主管监察的御史中丞也是管理国家藏书的重要岗位。
西汉时，国家还主持图书的整理、考订工作。自“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到汉哀帝时《别录》、《七略》的完成。这对于中国的目录学、藏书管理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刘向父子将图书分为六类，完成《七略》，对于藏书的分类也极为重要。
到东汉，情况为之一变，桓帝设立秘书监，成为管理藏书的专门机构，一直到明清之前，这一机构仍然常设。东汉管理图书的职官有兰台令史、东观郎，校书郎及秘书监等。《白虎通》、《东观汉记》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正是由于有了专门的图书管理机构与专职官员，才使得图书整理与管理工作走向了正规化，而藏书制度也是逐步完善，为后世藏书制度奠定了基本雏形。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纸的发明和纸书的出现。新疆汉墓出土的实物告诉后来者纸最早出现在西汉，部分学者也将上限提前到战国时期，但总之，东汉蔡伦的造纸术是改进版则是无疑义的。
又经过若干年变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终于更为广泛地出现，甚至代替了简牍，成为此后公文的载体，参与了相关权力秩序的构建。对于藏书方面，则是纸书的出现。
在藏书制度上，魏承汉制，魏武建秘书、中、外三阁以为国家藏书处。晋承魏制，官藏处有秘阁、兰台、崇文院，惠帝又恢复秘书监，其图书分为经子史集四部。到南北朝时期，南朝藏书基本因循旧制，北朝则根本无从提起国家藏书。
然而，这一时期的图书分类、整理工作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隋书·经籍志》记载，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这就是最早的四部分类法。从《七略》到四部，史学书籍从一个小类变成独当一面的大类，展现出史学书籍的长足发展。
当然，荀氏的《新簿》只是其中之一端，而且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官方的发展。然而这一时期，不仅有官方的，还有私人书目的大量出现，不仅有综合的，还有专业书目的产生。——主要是指佛道经典的整理和编排。
隋唐时期，藏书制度又一变。
从图书形式上看，自卷轴式写本变为雕版印刷的册装。从图书收藏时看，统治者有意增加图书的复本量，以便保存。从藏书地点看，唐代立三馆四库，各自分工明确。
从图书分类上看，隋唐两代继承、完善了魏晋时由个人主张的四部分类法，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体系，一直沿用到清末。
宋元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普及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官私藏书的发展都达到空前的程度。藏书的机构、分类相比前朝无甚特别，且不去说。
创举在于这一时期郑樵提出“采书八法”即藏书的指导原则。而南宋官方藏书时也只录真迹、善本，足证这一时期人们的藏书标准已经从量转化到质。同样也是郑樵，突破原有四部分类法提出十二类分类法，但无本质不同，多有不便，最终没有推行开来。
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官藏的独占性有所松动，开始向私人开放，也是因此，图书流通，官藏失窃严重。
明清两代，经济社会水平发展，士大夫藏书成风，官私藏书都规模宏大，制度规范。可惜最终亡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的古代也匆匆结束了。
三藏书影响
首先，藏书，或说中国古代的藏书学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官府藏书虽然有“重藏轻用”的特点，但客观上也集中保存了典籍，且在和平时期规模与保护效果极为卓越。历代私人藏书家为保存典籍，更是作出了重要贡献，传为佳话。
书院藏书的规模自不可与前两者相比，但它重在保存了大量地方性文献，其学术著作也有独到之处。寺院藏书从书目范围看固然失于狭隘，但仍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其次，中国古代藏书的发展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也是显著的。
其一，寺院藏书带动了翻译事业，有利于民族交往、文化交流。汉唐以来，围绕着佛藏陆续出现了真谛、玄奘、鸠摩罗什三大翻译家，有利于唐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交流。
其二，众多藏书推动了文化交流、学术研究，对文化的进步、创新大有裨益。以书院藏书为例，两宋时期，围绕着书院，士林激烈讨论，思维碰撞，最终孕育了宋明理学这一硕果。
再次，中国古代藏书还孕育现代的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学科。
中国古代藏书活动中对书籍的管理与研究成为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的土壤。
古代的藏书分类和管理经验会成为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财富，而细化的藏书相关学科既能发展自身，又能够为其他相关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提供新的方法、视角和工具。
最后，中国古代藏书的发展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宋代以前，官方藏书对私人严防死守，两宋以来，官方的藏书逐渐向更多人开放。
同时，唐末五代时期，官方或私人设立的书院开始具有讲学与教育的功能，宋代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官学、私学与书院并行的完备教育体系，书院在清代发展至顶峰。如果说官藏是重藏轻用，则书院藏书达到了藏用合一。
四小结
中国古代藏书是一个较为宏大的课题，既要关心到基本的藏书史脉络，又要尽力多方面地观察，研究，以总结更深远的规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