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鉴定在版本学中的地位
版本学研究的对象，随着历史上图籍种类和数量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关于我国图籍的种类和数量，人们常用“浩如烟海”一语加以形象的描绘。据有人所做的概略统计，除近代现代的图籍之外，仅就“古籍”而言，不下七八万种之多（关于“古籍”或“古书”一语的理解不尽一致）。在古籍版本鉴定上（就现阶段来说），古籍一般是指较早的木刻线装本、传抄本。其时间则指宋、元、明、清刻本、抄本等，更早的自不待言。这样丰富的文化典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的传抄与版印，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写本和印本，即版本，是很自然的。因此，在版本上自然就有早晚、写刻、精劣之分。这就是远在汉代——尽管那时还处于写本时代，像现代版本学的一些研究对象还没有出现——在收藏保管和整理典籍上，就有了类似“善本”的概念的原因。据此，可知当时是很重视“版本”的考究的。及至版印盛行的宋代，“善本”一语就正式出现在文献记录上了。在写本时代，虽传写有早晚之分，但其“善”与否，主要在于字句异同和脱漏讹谬上，故考究的方法是“精于讐对”。印本书出现以后，其“善”与否，除各本之间有字句异同、脱漏讹谬外，还出现了刻印的精粗之分。因此在版本的考究上，在“精于讐对”之外，还须看其刀法字体，纸张墨色……加以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极易遭到毁损而残阙亡佚，以致精善善本渐渐稀少。这就大大增加了“善本”作为学术研究资料和工艺制品遗存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文物遗存，其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书肆间为了牟取高利，常在稀少的版本上作伪。至此，版本的考究，在异同脱讹、版刻精劣之外，又须辨别其真赝。识别“真赝”的重要性，是在宋、元甚至明、清刻本日渐稀少的历史条件下才明显地提上日程的。可以想见，古籍版本鉴定，或一般地说版本鉴定，当会随着图籍日益丰富和研究整理文献工作的发展，而日益扩展其研究内容。也就是说，它是不会局限在目前着重于宋元明清各代版刻和写本的狭窄范围之内的。
基于上述，可知古籍版本鉴定，是在版本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发展起来的，其重要性随着典籍的发展和研究工作的需要而增强。就现阶段来说，为了给学术研究和研究整理文献，即为了给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古籍版本鉴定在发挥其鉴别版本、区分时代、辨识真赝的作用方面，是有其一定的重要意义的。
我国古籍，不但品种繁多，就是同一种书，也有原刻、重刻、翻刻、转版、官刻、私刻、坊刻、甲刻、乙刻、初印、后印、补版、递修的区别。如屈原《楚辞》，司马《史记》，曹霑、高鹗《红楼梦》等，都有多种版本。据知见传本，《楚辞》有三十多种，《史记》有六十多种，《红楼梦》有三四十种。不仅上举三种书经过不同时期的传抄和刻印，有多种不同版本行世，就是其他图籍类似的情况也复不少。如唐代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诗文集；宋代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人的著述，都有多种版本行世。有关刻本的种类，下文还要详细叙述，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对于这样众多的版本，其时代早晚，刻印精劣……都有鉴别的必要。
在书籍的刻印过程中，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在写、刻、校、印和用料上也有差异。如年北京中国书店曾从废品收购站发现了明覆宋本《古今注》。它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收录此书的底本。经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末刻本《崔豹古今注》对校，勘出明末本有多处不妥，错字很多。又如，清康熙初年印本王鸿绪《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和雍正元年刻本对校，发现雍正本纰缪舛误不下数十处。再如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历城张氏铸雪斋抄本和鲍廷博所校首次版刻印行的青柯亭本，以及后来据青柯亭本翻印的多种本子，多作《志异》或《誌异》，而北京的中国书店于年访得的清康雍年间抄本却题作《异史》。这是现存最早、比较接近原著的抄本。其中避“玄”不避“弘”，有些牴牾清廷统治的地方，均被保留，与铸雪斋、青柯亭经过删窜致失原来面目的两本有所不同。它在研究蒲松龄的民族意识上，有着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版本差异，加以鉴别辨识，确为学术研究和整理文献之必要。
还有一些刻本，由于刻书家妄加删改，或坊肆为了牟利，对原刻增删改动，草率从事，校勘粗糙而失原意。如北京琉璃厂王氏翻印的《藏书家考略》一书，根本未加校订，错讹连篇。如果不从版本鉴定上做些功夫，任其谬种流传，必致学术研究失去准确可靠的资料基础，结果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又如明万历刊本《云间杂识》八卷，只残存卷一、卷二、卷三，三卷。书贾为了射利，把卷一、卷二、卷三挖改为卷上、卷中、卷下，就这样以残本冒充全书。再如明万历刻本《新刻琼琯白先生集》，十四卷，残存卷一至卷八，为充全书出售高价，因将目录挖成八卷，与正文相符。经鉴定发现挖补破绽。对此，如不经版本鉴定，以之作为全书，其资料的可靠性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明末汲古阁主人毛晋刻书，好征求宋本。有人说，人不过是为了读书，何必一定要宋本。他回答说：不读宋本，不知唐诗的“种松皆老做龙鳞”之误为“种松皆做老龙鳞”。当然，毛晋认为宋本是善本。客观地说，宋刻善本不少，但内容并不都善。毛氏的话虽不全对，但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之鉴别古籍版本流传刻印是不能忽视的。
做好古籍版本鉴定工作，不仅为了说明书籍产生的历史情况，而且关系着书籍的内容和质量。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古籍版本鉴定在版本学体系里的地位呢？
我们知道，版本学是研究各种版本的内容、纸张墨色、刀法字体、刻印源流等各个方面错综复杂现象的规律的学科。而对规律的认识，在于以之来审订考究书籍版本之精劣真赝等，以保证古籍对科研和文物保护上的价值。据此，可以说古籍版本鉴定在版本学体系里是居于致用的位置的。也就是说，对于版本各个方面的探索所认识的规律，是古籍版本鉴定的根据，古籍版本鉴定则是以这些规律的认识为武器去实际运用。规律的探索是根，实际的运用是果。在现阶段，这种运用对于宋、元以来以至明、清流传下来的日渐稀少的典籍版本，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就是试图从版本各个方面的规律认识，来研究怎样实现古籍版本鉴定的目的的。
古籍版本鉴定丛谈
魏隐儒，王金雨编著
48元
年5月
0
共分十章，从古籍版本史略、分类、术语、用纸、印刷和鉴定方法诸方面，对古籍版本鉴定作了详细论述；对版本学、目录学等相关内容及版本鉴定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介绍。本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书内附有大量版本史上的插图，实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作者积近三十年之经验，从实际工作出发，全面、系统地进行阐述；范围广、实用性强。此书为魏隐儒先生的代表作，已由日本横滨大学教授译成日文出版。李苦禅先生曾为此书旧版题名。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研究:-
王育红著
88元
年10月
1
本书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书目数据的基础上，对七十多年的古籍出版进行了学术总结。通过对古籍出版数据进行分析，描绘出新中国古籍出版的发展历程：即以年为界，将古籍出版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五个阶段，分别总结各阶段的得失与特点；并从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学术思潮等方面分析影响古籍出版的主要因素。对各类古籍的出版，从选取经学文献、总集别集、正史、方志、书目题跋等角度进行考察。将古籍出版与地方文化相结合，表现出古籍整理出版的地方性色彩。对于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指出古籍的数字化即是古籍出版的趋势，提出古籍整理出版的国家行为，形成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的管理体系。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古籍开发与应用模式研究
欧阳剑著
78元
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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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理念的出现，古籍文献的利用方式也开始从“读”古籍转变为“分析”古籍，颠覆了数字化古籍文献的传统使用模式，拓宽了古籍文献的利用渠道。本书立足于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需求，（1）从数字人文的一般研究方法入手分析数字人文研究中数据的获取、标注、比较、取样、阐释与表现方式，从理论上探寻基于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的一般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应用模式，明确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开发与应用构成要素与理论；（2）研究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数据建设理论、模式及方法，提出了古籍文献文本化、数据化及知识化建设模式；（3）从古籍阅读、量化分析、文本分析挖掘、知识服务等几种应用场景出发，构建了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应用模式；（4）从机构支持和人才、制度保障等角度进行分析，构建了符合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开发与应用可持续性的保障体系。（5）从古籍文献的典籍知识图谱、古籍文本分析与挖掘、古汉语语料库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以实例进行了研究场景的探索。
古籍整理与文献学学科建设
安平秋舒大刚主编王小红执行主编
元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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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促进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及其与国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四川大学、《巴蜀全书》编纂组于年10月联合主办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文献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在会上发表的论文，特集结成本书。本书主要内容有：三十余年来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教育部高校古委会联系的各古籍所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历史、代表性成果的得与失，文献学专业的内涵、特点、现状、知识与理论建构、人才培养现状与隐忧、学术平台建设与未来发展等。书稿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