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先生和图书馆
个人简介
顾廷龙（—），字起潜，号匋誃，江苏苏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国民大学、持志大学，受教于胡朴安、闻宥等知名学者。年毕业于持志大学，授文学学士。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以《说文废字废义考》获文学硕士学位。
顾廷龙先生一生有66个年头从事于图书馆事业，历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在图书馆建设、馆藏发展、馆藏揭示与传播、图书馆服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图书馆定位、图书馆员、图书馆职业精神有深刻的看法。
顾廷龙先生一生自《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始，编撰了大量书目；主编了《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响深远的大型图书；另编著了《清代硃卷集成》、《明代版刻图录初编》（与潘景郑合编）、《尚书文字合编》（与顾颉刚合辑）、《古匋文孴录》等文献学、版本目录学、文字学作品。
一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
顾廷龙先生年11月10日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顾祖庆是前清秀才，父亲顾元昌是一位教员，喜欢研究图书文物，书法功夫也很深。从年顾先生四岁起，即开始了读书学习的生涯，年，顾先生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
顾廷龙先生早年在苏州的小学和中学求学念书。中学毕业后，为报考大学，曾先后在东吴大学和上海惠灵英文专修学校补习英语，并补习了数理课程，年6月考取了南洋大学机械系。
年5月，上海日商纱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顾先生所在的南洋大学自然也不例外。秋后开学，顾先生对于数学物理并无太大兴趣，加上父母从将来寻谋职业方便考虑，希望他学习商业，于是他便转学到了刚刚成立的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
实际上，顾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之所以转学，是因为他十分喜欢文字学，而章炳麟时任国民大学校长，学校中又有教授胡朴安，他们都是顾先生久慕的学者。顾先生进入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后。正课读的是商科科目，而选修则选了几门文科；到了第二年注册时，选课全选了文科的课程，当时的商科经济系主任看了选课单，劝顾先生转系，这样顾先生就从商科经济系转到了国文系。当时教授经学和文字学的是胡朴安，教授音韵学的是闻宥，教授诗歌的是胡怀琛，教授六朝文的是刘三，均为知名学者。在这些老师中，顾先生后来经常通信的有闻宥和容庚二人，顾先生认为：“这些人都是爱护图书文物的，他们对我的影响，又是巩固我终身从事这个事业的志愿。”
正是因为如此，于是有了以后的从王同愈问学的经历，有了持志大学国文系的学习经历，有了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的学习经历，有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中文采访的经历，也有了离京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机遇，从而为以后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顾先生早年的弃理从文是其一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
年7月，上海图书馆成立，对外开放。年10月，上海图书馆和黄炎培等创办的报刊图书馆（原鸿英图书馆）、张元济等创办的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合众图书馆）和任鸿隽等创办的科技图书馆（原明复图书馆）合并而成新的上海图书馆。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题写了馆名。
在馆长一职空缺3年多后的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59岁的顾廷龙为上海图书馆馆长。这一当，就是23年。年，82岁高龄的顾廷龙才由馆长改任名誉馆长，直到他年8月22日在北京去世。
顾先生曾在其文《我和图书馆》中说道：“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说起来，我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
一、关于收书
年春，顾廷龙与妻潘承圭、子顾诵芬在颐和园。
年夏天，我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应燕大图书馆馆长洪煨莲(业)先生的邀请，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前后搞了六年图书采购工作。
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燕大有一个采购委员会指导图书采购业务工作。当时该委员会除了洪先生外，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诸教授。他们学识渊博，又各有专长，随着各自学术研究的深入，需要材料广泛，因而对图书采购时常提出针对性意见，这些意见对我的工作启发与影响很大。
尤其是顾颉刚先生，因曾在广东中山大学兼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对图书采购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前人受封建道统观念的束缚，收书眼光甚为狭隘，他提出必须打破传统观念，“要把记载自然界与社会材料一起收，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还要坏的”，使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使专门家可以致力研究。为此，他专门写了一份《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详列许多应当收购而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资料。作为一个史学家，颉刚先生在古代史、历史地理、民俗学诸学术领域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唯其如此，方能理解图书资料的内容，真正懂得图书资料的运用，高度重视图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我十分佩服他对图书资料的真知灼见，并以搜集、整理材料作为一生办馆治书的方向。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三件事可视作对颉刚先生《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的实践。
一是保护革命文献。在当时历史背景条件下，这些书刊数量不大，共产党人缺乏收藏保存的条件，而在国民党统治范围，公立图书馆不会也不敢收藏，普通私家收藏一经发现则有杀头之虞，因此这些书刊流传至今者很少。我那时虽然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但出于职业敏感，意识到它们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
所以我在参与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就千方百计注意搜集保护这方面的书刊资料。有一次，我打听到贵州大学图书馆有一批革命文献，原属汉奸陈群的旧物，他们正为如何处置这批书刊发愁。于是我不失时机与对方联系，用叶景葵先生刊印的清张惠言所撰《谐声谱》等一批复本书籍与他们交换。为防惹事生非，我专门请人镌刻了一方有“贵州大学图书馆遗存图书”字样的印章钤盖面上，以遮人耳目。
当时虽然官方只知道合众图书馆收藏的是古籍，政治目标并不大，但也时不时有特务奸细擅自闯入，滥施淫威。为妥善保存革命文献，我们将之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以免被人发现，直到解放后才取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合众”为搜集保存革命文献所承受的政治风险，旁人是很难体会的。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他们在许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合众”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惊奇之余，他们不住夸我们“真有远见”。此时，作为一名“合众”成员，我的欣慰之情，真是难以言表。
从“合众”（年后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到上海图书馆，我一直将革命文献作为收藏重点之一，其品种与数量，在国内外首屈一指。如年8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封面误题作“共党产宣言”）即为当今不可多得的珍品。
二是从废纸堆中抢救历史文献。年秋某日晚上11时许，当时在上海市文化局任职的徐钊同志来电话，告知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约二百担左右的废纸送造纸厂做纸浆，其中或许有綫装书。我连夜奔赴现场察看，发现“废”中藏宝，翌日即率员前往翻检。工作现场是纸屑飞扬的垃圾堆，我们不顾尘垢满面，汗流浃背，一大包接一大包地解捆，逐纸逐页地翻阅，片纸只字，只要有资料价值，绝不轻易放过。
经过连续十一天的劳作，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被抢救出来。从内容上说，有史书、家谱、方志、小说、笔记、医书、民用便览、阴阳卜筮、八股文，账簿、契券、告示等。就版本而言，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还有不少旧抄与稿本。
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三峡通志》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朱卷与家谱之所以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收藏专门，与这次在废纸堆中披沙拣金是分不开的。鉴于此次发现的大量有关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绝非从正史中能找到，也不是花钱可随便买到，我当即在报上撰文，呼吁各地教育机关必须关心当地图书文物情形，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以杜绝将珍贵文献弃为废纸的现象再有发生。同时提出了十数种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资料，譬如旧社会死人，大都要发“讣闻”，有的附上小传，有的附上哀启。若将许多小传汇编起来，就会起到类似明朝《献征录》、清代《碑传集》的作用。又如旧的电影说明书，汇集起来，就是电影事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浅显的举例说明，以期加深人们的印象，使全社会都能关心文献资料的保护工作。
三是搜集民国间出版的丛书。年，在我的提议下，上海图书馆曾根据馆藏编印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尽管由于人力物力等因素，该目录的编纂及印制质量尚有不足之处，但因其收录宏富(计丛书种，子目种)，较为实用，读者称便。
可以说，没有一个图书馆能拥有上图这样丰富的馆藏，遑论个人。而上图能够编成此书目，得益于收集此类书籍比较早。当全国一解放，我就有对民国时期出版物及时作总结的构想，故特别注意对旧平装(民国出版物的泛称)的收集。后来我在筹划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时，又考虑将来以民国时期丛书目录作为续编，以求目录的连贯性，所以又对旧平装丛书十分留意。
说来也巧，有一回，我去福州路古旧书店闲逛，发现店里工作人员忙于旧平装按丛书名配套。我与他们熟稔，便询问原委。他们说，旧平装在内地无销路，而在香港却有市场，但是香港方面需要成套丛书，对零种兴趣不大。我听后大吃一惊，对这样的市场信息我们的采购人员竟一无所知。那时我是上海文管会出口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专门负责图书出口鉴定工作，遂一面“利用职权”阻止古旧书店出口旧平装丛书，一面动用图书馆购书经费大事购买。而书店方面只要有销路，又是老朋友，很是配合，还时常主动送上门来。当时社会提倡节约，有人指责我这样做是浪费国家财产，而我却针锋相对地提出，政府每年所拨购书经费不用完可以说是没有完成任务，“节约”购书经费是对工作不负责任。
当然，我的言行在后来“文革”中没少挨批判，但在那书多价廉的时代，如不那样做，上图怎么会有如此丰富的馆藏，又怎么会编出这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呢？现在即使再有钱，即使能得到旧书店的协作，也甭想获得这么多的旧平装了吧！
二、关于编书
年11月，顾廷龙在其北京北苑寓所。孙幼丽摄
我一生编过不少书，尤以书目居多，或个人独编，或集体合编，这是职业使然。编书目是项很辛苦的工作，又同其他为读者服务工作一样，有如庖丁烹调盛宴，为主人享客，自己则不得染指，因而怕吃苦者远之，逐名利者避之，更有视其为雕虫小技而讥之。然而编制书目对文献的保存与利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应轻视。而真要将书目编得有质量有特点，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编的第一部书目是《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在燕大读书与工作时，有位长者对我关心帮助很大，他就是吴中名宿、寓居京师的章钰先生。还在我读书时，他就对我甚为垂爱，或示以孤拓珍本、名书法绘相与赏鉴，或备述乡邦掌故、前朝旧闻昭示蒙昧。当我的习作《晋临雍碑跋》一文发表后，他对我勉励有加，认为该文通过对学籍统计表证明“当时蜀吴尚未统一”的观点“为他人眼光所不到，老辈为金石学者，鲜能精密如此”，使我很受鼓舞。我搞图书采购特别看重抄、校、稿本，也得到他的赞赏，因他自己即日坐四当斋中，露抄雪纂，丹黄齐下，十分用功。
年夏天，章先生病逝，根据遗嘱，家属将其藏书的一部分捐给燕大图书馆，另一部分委托代为保存(后来捐给北京图书馆)。此举在当时藏书家中实属难得。历来私家藏书总希望子孙永宝，然而鲜有久而不散者，故黄宗羲为天一阁作记云：“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章先生能破除旧习，以数十年节衣缩食聚得之书，不私子孙而公诸社会，以整理、保存之责托之社会，其心志超旷，使人钦佩。我正是怀着这样崇敬的心情，接受燕大图书馆的委托，对这批图书进行编目。
由于初次编纂书目，没有经验，为此我着实下了些功夫。虽说因个人兴趣爱好与工作需要，我对前人目录已作过大致浏览，但此时则从编纂者与使用者不同角度对各类目录进行了审慎的分析研究。我认为强调实用与著录的严谨是编制各类书目的前提，而编制书目又应因书制宜，能充分反映出藏书家的收藏意图、特点及其读书治学的倾向。
章氏的藏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手自校勘及传抄之书，乃其一生心力所萃，其中著名者如手校《资治通鉴》、《读书敏求记》等，极为精审，曾各以专书付梓流传。其次是宋元旧刻、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本，均为不可多得之善本。第三类系普通习用古籍，但在当时亦已不便购求。我遂根据其特点，依上述三种情况分为三卷，每卷各以经、史、子、集别其部居；对前两类书，又采取前人藏书志编例，凡章氏的题跋、友人的识语及章氏迻录前人题记不经见者全部备录，以资读者参考。此外，凡校证之本有章氏假自前人者，我还在各题识之后加以按语，就见闻所及，记其姓氏、爵里、行谊之概略，以详渊源。这样做，在当时可作析疑之助，在后来可充文献之征。
这部三十万字的书目，从草创到问世，历时十个月。章先生的知交叶景葵看到后曾写信赞许道，此目“体例极善，足以表彰式老劬学之裹面，吾兄可谓不负所托矣”。汗颜之余，对所费心血能得到老辈的理解，颇感宽慰。后来叶先生之所以邀我到上海办合众图书馆，恐怕与编纂此书目也有点关系。
要说一生中编纂的书目哪一部最费心力、最有意义，则当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了。年10月，我刚恢复工作不久，接上级通知，赴北京与全国同行商讨编纂一部全国古籍善本联合书目。这项任务是文化部根据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提出“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组织进行的。编纂遣部目录，虽不像历代官修书目那样对当代政府藏书作全部记录，但它将包含我国大陆现存浩如烟海的古籍的精华。这不仅是经过“文革”后对全国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而且是进行大规模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前提。我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者，理当义无反顾、不遗余力地去实现周总理的遗愿。
在国家文物局的主持下，专家们在较短的时间里研究制定了该目录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及分类方法，并决定在北京图书馆等几家大馆先搞试点，摸索编纂经验，然后全面展开。初期工作阶段流动性较大，那时我已74岁，仍和大家一起奔走各地，调查藏书。鉴定版本，并抽出时间为培训青年专业干部讲课授业。年5月，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全国七百八十二个收藏单位将各自编制的古籍善本卡片集中北京，一支包括各大图书馆参加的专业队伍借住香厂路上一家招待所进行汇编工作。年10月，将经过校订的卡片改编成油印书本目录，作为《征求意见稿》，再请各馆复核，并广泛征求图书馆之外专家学者的意见。
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部分编纂人员在南京栖霞山合影。前排右一为潘景郑，右二为顾廷龙，左二为方行；后排右二为冀淑英，右四为任光亮。
《征求意见稿》诞生之日，正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之时。如同我国历代盛世皆有动用国力进行文献整理之举一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以李一氓为组长的规划小组制定出—年的古籍整理宏伟计划，一场整理古籍的右文大业在全国蓬勃展开。而《征求意见稿》的及时印出，初步解决了古籍整理研究索求资料的燃眉之急，倍受全国文、史、哲、科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好评，这不啻对编目工作本身是一个激励与促进。
年八月，正式定稿工作在上海进行。北图的冀叔英，南图的潘天祯、沈燮元等同志，为了搞好定稿工作，在上海一住就是三四年之久，甚是辛苦。通过诸同仁齐心协力及各地图书馆的支持，终于在年9月完成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的编纂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0月，在上海举行了首发式。10月15日，李一氓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云：“这部目录是全国的古籍善本书目，包罗宏富，任何一部从前的书目都赶不上，这是近年中国图书事业的最大成就。……要讲精神文明的话，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精神文明最具体的表现：”如今，在北图、南图等编纂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该书目各个部类已全部出齐。整整二十年了，真不容易！许多同志为这部目录作出了无私奉献，耗去了他们一生中可能是最旺盛的精力，不少人甚至连书目的正式出版亦未及见到已离开人世，作为主编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深切的怀念！
我常在想，周恩来总理生前病那么重，事情那麽多，为什么念叨要编这部书目？最近我了解到，上海崇明县图书馆在建造新馆时准备为馆藏数量并不多的古籍专辟一个书库加以保藏，而该批古籍即当年编善本书目时由上图二位同志去调查整理的。一个县级图书馆能对古籍如此重视，不正是编善本书目的影响所及吗?
由此我明白，周总理在“四害”横行的年代提出“要尽快地将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避免更多的古籍遭受劫灰厄运。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而，编纂善本书目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书目本身，虽然该书目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总算对周总理有了—个交代，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实事。
三、关于印书
上世纪90年代初，顾廷龙在长乐路书库，即合众图书馆旧址。
在我青少年时代，社会上癖古嗜书曾成风气。有些富商大贾，并不晓经史，却附庸风雅，不惜重金，四部之书，循目而求；也有的世袭旧藏之家，珍本异书，网罗广泛。但他们或视为古董，奇货可居；或秘惜自私，不肯示人。这看上去似乎也是保存文化，实际上却是埋没文化。因此，利用图书馆藏书便利编印图书，存亡续绝，使稀见典籍化身千百，既利于保存，又利于传播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我始终将此作为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曩在燕京大学，我曾与吴丰培等先生为禹贡学会编印过《边疆丛书》，出了数种，后因故中辍。年，我从北京到上海协助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遣、陈叔通、李拔可等文化界爱国人士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在“七七事变”后，东南地区文物大量散亡，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英、美各国乘机四处搜罗的背景下办起来的，其目的是为国家保护濒临毁灭的文献典籍。当讨论如何开展服务时，大家一致认为，“合众”虽属私办，但要化私为公，服务于公共事业，除了典藏外，还须谋以传播，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要向专门学者提供阅览，二要将旧本秘籍刻印流布。然而，当时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币值暴跌，物价飞涨，原来筹措的基金，一下子贬值甚大，要想印书，谈何容易！我只能抱着“不求近效，暗然日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信念，因陋求简，惨淡经营。
人们可能注意到“合众”印的第一种书是排印，后来则改为石印，这正是缺钱而为节约成本的缘故。尽管石印省钱，但钱毕竟是众多爱国人士资助的，乱花不得、为了多印书，必须将成本降至最低点，于是我自当抄胥，手写上版。那时熬一个夜，可抄写三千小楷，权当练字吧。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陆续印成了《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该书多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与抄本，其中稿本有罗以智《恬养斋文钞》、徐坚《余冬琐录》、焦循《里堂家训》、丁晏《论语孔注证伪》；抄本有陈骥德《吉云居书画录》、潘奕隽《三松堂书画记》、许兆熊《凫舟諙柄》、张鸣珂《寒松阁题跋》，黄锡蕃《闽中书画录》等，这些书大多经过我们的校勘整理，现已成为通行之本。
解放以后，政府对文化事业高度重视，使我编印图书的愿望进一步得到实现。当我跨入上海图书馆大门第一天起，就提出使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并特地筹建了上图自己的影印工场，从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先后有三十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除宋刻本《孙子》、《艺文类聚》及明刻本《杜臆》是交付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外，其余皆上海图书馆独自影印，或用宣纸，或用毛边，印数虽不太多，但质量颇精，与“合众”丛书相比，那真是霄壤之别了。其中宋刻本有《唐鉴》、《孔丛子》、《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明刻本有《松江府志》、《三峡通志》；清刻本有《康熙台湾府志》；稿本有《古刻丛钞》、《刍牧要诀》、《稼圃辑》；尺牍诗翰有《纳兰成德书简》、《龚自珍魏源手批简学斋诗》等等。有心人不难发现，在那个历史时代，上海图书馆影印历史文献的数量规模超过了其他图书馆乃至出版界。
“文革”后，上图又陆续影印了元刻孤本《农桑辑要》、明写本《永乐大典》（“郎”宇韵一册）以及《孙中山先生遗札》、《柳亚子先生遗札》等。而随着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事业的再度重视，出版界的影印工作亦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大概记得，那时学术界对古籍的出版是用整理排印还是影印手段曾开展过讨论。说心里话，我比较赞成用影印方式，因为影印出书快，既可应学人研究之急需，又保持了版本原貌，不致传讹；而排印出书较慢，且整理质量较难保证。故自年以来，上海图书馆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出版单位合作影印馆藏古籍的工作几乎未有间断。其中不乏孤本秘帙，如宋刻本《元包经传》、《钜宋广韵》、《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东观余论》、《杜荀鹤集》、《嘉佑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元刻本《颜氏家训》、《文心雕龙》；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读史方舆纪要》等。尤其是《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系叶景葵先生故物，三十年代曾寄至北京供禹贡学会诸同仁研讨，我当时即提出设法影印，以广流传，钱穆先生表示赞成，但又认为应先予校勘一过。后终因“卢沟桥事变”而校勘中断，印书未果。此事钱先生在晚年所撰回忆文章中还提及，并深表遗憾。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将此书印成，则可告慰叶、钱两先生了。
年，顾廷龙所书王西野作纪念范仲淹诞辰周年诗。
我自幼随父亲学习书法，对古文字产生浓厚兴趣，并先后拜王怀霖、胡朴安、闻宥等先生为师。我在燕大的毕业论文是《说文废字废义考》，而后又撰写了《古匋文孴录》。所以有人对我选择图书馆职业不甚理解，也有人认为搞图书馆工作无甚学问。确实，图书馆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但对保存与传播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很有意义。当初叶景葵、张元济先生相邀南下办“合众”时，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如今我对人生仍作如是观，并且努力在有生之年为图书馆事业多做点事情。
综其一生，顾廷龙先生是位彻底的图书馆学人。他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古籍保护事业、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图书馆观及丰富的图书馆实践代表着图书馆事业发展中最有底蕴、最为中坚的内核部分。从顾廷龙勤于钻研的精神、甘于奉献的态度、丰硕的成果，及对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而言，他都是业界的一个楷模、一座丰碑。
古典文献学家来新夏对他曾有这样的评价：“顾廷龙先生是一位将职业与事业完善结合而极有所建树的楷模。他一生以敬业精神为图书馆收书、编书、印书，直至作领导管理工作，而为图书馆界所敬仰。他在具体实践工作的基础上，始终以学术态度，将一般图书馆业务工作提高到有丰富学术内涵的层次，并身体力行，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工作，学术成果累累，培养了一批有学术造诣的图书馆人，为世人树立图书馆学术性形象付出了极大的精力。”
说明：本文关于收书、编书、印书部分选自顾廷龙先生“我和图书馆”一文，曾发表在《顾廷龙文集》。本次摘选发布旨在缅怀先生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古籍保护事业、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事业作出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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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文汇网《顾廷龙：为图书的一生》
作者:黄春宇、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