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人一提到哲学就无精打采，他们宁愿以这个词的出现为借口，中止继续讨论。在当今繁忙的日子里，没有人敢谈论哲学，除非先致以歉意。哲学家自己也已经察觉到，他们的思考与实际事务相去甚远，以至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已经不再试图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在那些实干者看来，哲学不过是先验辩证法迷雾中的一次空中旅行，或是超自然宗教无效的道德化替代品。哲学曾经是所有思想和探索的主人，如今，哲学已沦落到无人尊重的境地。
除了承认这一指控，别无他法。这是事实，也是中肯的说法。只有带着同样亲密感的哲学爱好者才知道，哲学已经从她古老的神坛重重地跌落。回顾希腊，我们发现哲学是对智慧的真正追求，是对生活方式的讨论，是为自我批评而做出的非常认真的努力，是对个人和社会福祉及其手段的了解，是为社会制度实现其伦理目的而自觉地指明的方向。当时的哲学和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如同当今的力学跟高效的建设密不可分一样。即使在中世纪，哲学也意味着协调的生活和综合的行为。即便经院学者被讽刺为“蜘蛛结网”，他们的思想也比大多数现代哲学家更贴近生活。
哲学从她早先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中跌落，是现代思想家过于强调认识论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笛卡儿在努力调和他对机制的信仰和他安抚耶稣会士的愿望时遇到的困难。在培根、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明朗的机械主义哲学中，主客体关系、知识的有效性、认识论的现实主义和唯心主义等问题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这不是为机械主义或唯物主义辩护，而是为了呼唤更好的哲学远景。）这些人（扣除培根对神学的微妙敬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说出了自己的意思。他们自然而然地假定，思想的有效性是由行动而不是理论决定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哲学的终极目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不是对经验的理性分类，而是对生活的理智重建。事实上，当一个人在现代投机的曲折、近乎隐蔽的过程中追踪这一线索时，他会发现似乎认识论发展的相当一部分，是由作为痛苦转型的受害者的震撼、妥协和默默无闻构成的。文明正在从一种智力基础转移到另一种智力基础上。在这些奇怪的认识论拥护者中，宏大的过程令人不安地发展到一种半意识状态。他们是装满新酒的旧瓶子，而悲剧在于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当新世界正危险地闯入他们的视野时，他们仍然忠于旧世界。他们从旧的说辞中找到一种可怜的慰藉，那是死亡哲学的旧工具。在重新调整的痛苦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自欺欺人。
这就是他们为何如此令人难以理解。甚至像桑塔亚那这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也觉得难以理解，并怒气冲冲地放弃了他们。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自欺欺人：让一个人诚实地面对自己，他可能会有相当的理解力和成就；但让他自欺欺人，他可能会写出一千条评论，永远也不会被人理解。确实，他们当中有些人并不想被人理解，他们只想被人信任。例如，当发现无人理解自己时，黑格尔一点儿也不吃惊；而有人能理解他时，他反而陷入悲哀中。晦涩难解，能掩饰累累罪行。
自欺欺人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历史主义（欧肯称之为历史主义），即为了自身利益而对过去奇怪的、死板的兴趣，对理论经典的文本和理论细节的细致入微的钻研——对哲学的指控进一步加深了，它被斥为富有的有闲阶层的无用玩物，并因而得到有闲阶层的进一步重视。我们似乎不能理解，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消亡，又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对想象力的拖累——敢于设想一个不同于过去、更美好的未来。哲学太执迷于钻研各种陈旧过时的体系的细枝末节，而在对于过去融入现在和奇迹般的未来的研究中，其创造性又是如此稀缺。大多数人都有对未来置之不理的不屈不挠的习惯，他们喜欢过去，因为未来就是一场冒险。当今的大多数哲学家亦如此，他们喜欢写关于康德的分析，关于贝克莱的评论，关于柏拉图神话的讨论。他们仍然是死记硬背的学生，并未成为思考者。他们不知道，哲学的工作既在街头，也在图书馆。他们没有认清也未能理解，哲学的终极问题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人类的苦难。因此，哲学家，尤其是当今的大部分哲学家，理所应当被斥为生活在如此繁忙的世界中凑热闹的闲人。
在柏拉图时代，哲学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如此有影响力，以至有些哲学家被放逐，另一些哲学家被处死。今天的人，不会再想着去处死哲学家。这不是因为人们对杀戮比较敏感，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杀死那些活死人。
作为控制手段的哲学
毕竟，这不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又回到富丽堂皇的图书馆。我们坐在这里，经济上有保障，衣食无忧，可分身学习、报告、帮助、陈述和解决问题；在我们之下，数以百万计的人把我们高高举起，以便我们可以为他们窥探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千百人牺牲，以便我们可以找到使其他人自由的真相。那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创造了些词语，如“存在即被感知”“先验综合判断”“万事皆空”；我们用康德的鸿篇巨制填充哲学世界；我们花了两百年研究认识论。无疑，唯一需要我们去做的体面事情是：哲学或者对社会极为有用，或者根本无用。如果哲学无用，我们将抛弃它；如果哲学有用，我们必须寻求并揭示其重要功用。我们一直有幸学习、思考、旅行和了解世界。现在，我们站在世界面前，仿佛什么都没有做，仿佛什么都不能做，仿佛什么都不应该做。我们是行家里手，被要求指点迷津。我们报告的却是没有什么是可看的，也没有地方是可去的，甚至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智慧的庄严责任。
现在，是我们把知识问题，甚至是知识的有效性问题交到科学手中的时候了。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什么是知识的过程，什么是“真理”——这些都是事实问题，都是心理学问题，不是哲学问题。老子曰：“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就像浮士德一样，当他被太阳蒙蔽双眼时，他把脸转向了地球。所以，我们将不得不忘记我们的认识论天堂，记住地球母亲；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令我们沉醉的德国谜题，在社会目标这类问题中扮演鲜活的角色。哲学家必须再次学会生活。
哲学被要求走向生活，这个新方向毕竟只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发展，行动是思想的验证标准和意义——威廉·詹姆士在个体化方面得心应手。如果哲学有意义，必将是生命意识到自身的目的和可能性之时，它就必须是为了生活而交叉审视生活的生命，它就必须是对社会运动方向的独特远见，如同有意识进化中的智慧重建一样。人类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化之流，他研究这种流变的运作规则，通过研究，他变得清醒了。清醒后，他开始控制，在控制中，他开始直面所有的问题。
这是为了什么？他想去哪里？他想成为什么？于是，人在综合实验中把他的整个经验放在面前。然后，他探索意义，寻找价值，努力观察和确定他的过程和目标；然后，他成了哲学家。把这些目标问题和过程问题看作社会提出的问题，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显现出来。科学启发手段，哲学启发目的。科学提供信息，哲学必须亲力亲为。哲学家是改造自己的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改造社会。
在20世纪的勇敢发现中，我们是否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热情——目的不是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身上？虽然言简意赅，但这是独立的宣言，它解放了被束缚的思想，并敢于进行一切创造性的努力！人类终于长大了！既然我们已经赢得这项自由，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是自由产生的问题，它常常是科学怪人。因为，除非自由为生命而创造，否则自由就会消亡。一旦懒惰和懦弱，在一个超越我们无所不能的目标的外在世界之中，我们就只能徒劳地哀号。现在，我们可以相信神性就在我们自身，相信目的和指导是通过我们来实现的，我们再也不能回避重建的问题了。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一旦我们相信了不变的环境——那个继承了绝对主义的新食人魔（后来成为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我们就会认为智慧在于满足它的所有要求。现在，我们知道环境是可以改造的，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改造自身？
这显然是哲学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要改造世界，就必须以哲学为指导。
作为科学与政治中介的哲学
但有人会问：为什么是哲学？为什么科学不行？哲学梦想之时，她哺育的科学一个接一个地从她身边溜走，潜入事实和成就的世界之中。为什么不要求科学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因为科学正在日益碎片化，不同学科间越来越缺乏协调，也日益丧失整体性。我们的工业体系强化了劳动分工，就像手工行业一样，几乎到了愚蠢的地步：让一个人寻求对某件事的一切了解，但他很快就会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效率会吞噬这个人。由于科学的碎片化，伟大的动物学家会用幼稚的爱国主义谈论战争，而杰出的电气专家则在传感纸上描绘他们去极乐世界的耸人听闻的细节。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破碎、协调衰落的世界，我们陷入仇恨和毁灭的混乱之中，因为综合思维并不流行。
以垄断问题为例。我们向科学征询应该怎么做，而在倾听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律师和心理学家的意见后，我们的情况几乎一点儿也没好转！因为这些人全都对其他人的发现一无所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使这些人互相认识，才能使他们真正地为重大的社会目的所用，我们必须把他们的头脑融会贯通。我们需要更多的部件和协调器，更少的分析器和累加器。专业化正在使哲学家成为头等重要的社会必需品。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国家交到认识论的手中。一点儿也不。那种必须被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将是非常接近生活的人，他不会花太多时间分析问题。他能察觉到行动的召唤，并会自动地拒绝所有不指向行动的知识。他的基本特征是：他将为那些与物质重建有关的科学发现，而不是与人类本性的秘密有关的发现而驻足。他将了解生物学和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在他身上，这些长期分离的科学将再次相遇，并彼此交汇，相互滋养。他将忙于与孟德尔和弗洛伊德、萨姆纳和维布伦齐头并进，并将愤慨地无视绝对主义。他将研究他所处时代的需求和迫切需求，他将思考人们创造的乌托邦，他将从中看到政治理论的暗示性伪典，并将从中了解人们的终极渴望。他将清醒地看待现实，找到立竿见影的着力点。有了这一着力点，他就能协调自己的思想，把科学聚焦于这一目标。因此，科学不再仅仅是创造性和教育性的，而是预防性和建设性的。如此强大和贯通的他，将传扬他的福音，不是对学生讲神，而是对政治家讲人。
因为我们再一次（一次又一次）来到柏拉图面前：除非智慧和实践能力、哲学和政治才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否则人类的苦难是不会减轻的。想一想科学家的学识和政客的无知，你会看到所有这些焦躁自大的人，以每年约一万条的速度制定法律。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你会看到那些安安静静、默默无闻、酬劳微薄的探索者。除非能通过协调和指导把这两个群体结合在一起，否则社会将永远停滞不前，不管它如何移动。哲学必须站稳脚跟，它必须成为科学的社会先导。说来奇怪，哲学必须成为应用科学。
今天，社会科学之于我们，正如自然科学之于培根一样：我们首先寻求一种解释原因的方法，然后根据这一知识，寻求一种改变环境和人的方法。“我们生活在政治科学的石器时代，”莱斯特·沃德说，“在政治上，我们仍然是野蛮人。”我们的政治运动是在冲动中构思的，是在情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以分化和分裂告终，因为它们背后没有思想。谁将为这些本能提供思考，为这种能量指明方向，并照亮这种虚掷的热情？我们的年轻人只会空谈理想，而我们的政治家只会谈论事实。那么，谁来把一方的语言解释给另一方听？如果不是既创造哲学又来自哲学创造的整体感，那么政治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说，正如没有政治家才能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哲学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的作用，就是倾听今天的科学，然后思考明天的政治。哲学应该活在当下。“选择使人类适应了昨天而非今天的境遇”，有意识进化的有组织的远见，将使人类适应明天的情势。一盎司的远见，抵得上一吨的道德。
《哲学家》《哲学课》《追求幸福》《生命的意义》，[美]威尔·杜兰特著，刘军等译，中信出版集团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