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国家图书馆制造了一个新闻。它宣布将收藏亿条公开发表的微博。典藏乃是图书馆的分内之事，但国家图书馆将微博内容进行收藏，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微博是数字化时代“用户生产内容”的典型代表，是天然具有“数字”血统的信息；它也很容易被贴上大数据的标签，让我们对海量信息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涵。首先，典藏微博数据意味着，史料的范畴得到了扩充。今天发的微博，明天可能就成了史料。亿条微博涵盖了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史的方方面面，它们还都是开放获取的。史学家梦寐以求的“史料自由”似乎即刻兑现了。其次，史料自由固然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研究者如何利用亿条微博展开严肃的学术研究呢？亿是一个天文数字，使用传统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检索、梳理显然力不从心。
国家图书馆的事件让我们对数字化生存的状态有了更直观的感悟，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如何培育面向未来的史学人才，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作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笔者曾在年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开设“数字史学”为主题的课程，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年，笔者在《图书馆论坛》刊发了一篇回顾性文章，阐明了这门特色课程的内容设计、教学理念，也特别反思了在教学过程中遭遇的问题。
跟四年前笔者还要吆喝“数字史学”的必要性不同，年作为不平凡的一年，已经让更多学院派的专家更容易体会技术便捷的价值。彼时，笔者在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还要特意强调数字史学的工具性，以至于课程名当中“数字工具”这个关键词略显突兀；此时，如果没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如果没有各种便宜又好用的工具，年的大学课堂教学活动可能将被迫中止。年上半年，德国的疫情发展也深刻冲击了高校正常的教学活动，知名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Gruyter）旗下的开放获取“公众史学周刊”（PublicHistoryWeekly）借机刊发了若干反思文章，讨论数字化时代的教学与研究。其中有学者讨论了“在场”（Prsenz）的真正含义，并特别指出：即便在疫情完全结束后，让大学教学活动简单地恢复到以前的常态可能并不可取。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上个世纪末预言的“数字化生存”的未来已经到来，受到影响的不单纯是我们的生活，也有我们的研究工作，当然也包括我们人才培养的理念。我非常认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麦克尼尔在年初年会上的主题发言。麦克尼尔认为，对历史研究而言，（传统）文献为王的时代已经度过了其巅峰期，新时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史料和研究方法。他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了技术进步给史学研究带来的可能性。科学家在俄国大文豪契诃夫手稿的明信片中，检测到了微量的肺结核细菌，从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契诃夫罹患肺结核的事实。我们由此感叹，从一颗尘埃里，历史学者也可以窥探精彩的世界，但如果没有技术工具的武装，我们可能会错过无限可能。
身处这样一个已经被数字化深刻改变的时代，“数字化生存”的进度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作为前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历史学者，要在大学的专业课堂培养面向未来的史学人才，首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自己主动接受数字史学的洗礼，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中不愧对师者的尊号。
年及之后，大学历史课堂中的“数字史学”教学，尽管还存在四年前一样的困难，但也有了趋向良好的改变。比如，合适的师资依然匮乏，但很多师友已经在主动探索了。年以来，数字史学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友好，有更多历史专业的学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