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2月1日清晨，宿白先生与世长辞。下午与师兄志一扶灵，车先缓行于未名湖外围，至德斋北侧短暂停留后前往八宝山。送别先生、返回燕园后，我与还在红五楼值守的同门杭侃和韦正商量，请韦正先拟出先生生平初稿，经征求校内外相关专家意见后，我们与同仁一道字斟句酌，共同完成了《宿白先生生平》：“纯净的学者，矢志不渝、读书报国的爱国学者；淡泊名利、醉心学术的纯粹学人；开创学科、淹博贯通的一代宗师。永远的师者，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新中国考古教育体系的创建者；教龄逾七十的‘北大教员’，中国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以德立身、以身立教的楷模，传道受业、为人师表的典范。至善的智者，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通透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和中国考古学的独特性，治学之道的践行者和垂范者；真正的智者，无畏的仁者，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下文征引未注明者皆出自《宿白先生生平》）
一、纯净的学者
宿白先生，字季庚，年8月3日生于辽宁沈阳。-年，在沈阳省立师范学校（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学习。-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求学和工作；其间，年被聘为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助教，年兼读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年被聘为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讲师，-年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年8-11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合办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宿先生以北大文科研究所讲师之名参与训练班工作组并讲授古建筑等课程，自此开始了答疑解惑的教书生涯。年11月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合并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宿先生随即转入调整后的历史学系。年，宿先生被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兼任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确定和提升教师职称的指示，宿白先生被北京大学晋升为教授。年，国家建立博士生招生制度；1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两个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点，邓广铭、周一良和宿白三位教授被确定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年7月，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离、单独成系，在北京大学第一百二十五次校长办公会议上，宿先生被任命为考古系主任。此外，宿先生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年任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OrientalSociety）会员，年兼任北京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同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年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当选为名誉理事长。
年，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中写到：“真正引导我走上科研道路的是宿白老师。宿老师的学问是汪洋大海：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佛教艺术、古城市、古建筑、古民族、古器物、古版本，无一不为先生所清理贯通、冲决开拓，使之门户洞开，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先生的弟子如今已成为专门名家的不在少数，但我看无论哪一位都不过承袭了先生一枝一叶，谁也没有纵横于那么广阔的领域，没有屹立为葱茏的参天大树。”
小子不敏，有幸忝列门墙。虽然不时对身为宿门弟子感到自豪，但自知资质平庸，勉强承袭先生的佛教考古一枝。年，我协助先生编辑《中国石窟寺研究》索引，但印制时，先生坚持把我名字列上，否则就删掉这部分，最后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同年，因为购置了私人电脑，斗胆请命编辑宿先生著述目录，开始先生不同意，认为既没有必要也辑录不全，待我把草目面呈先生后，他很惊讶我的收集并当即补充了《颛顼考》《少昊考》和《魏晋间人对诸葛武侯的评论》，后来这份《宿白先生学术论著目录》收入徐苹芳主编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这两次机缘，使我对先生有了较多了解。宿先生常说自己只是个“北大教员”，现依《宿白先生生平》（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生平）所记，仅从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简述我所知晓的宿季庚先生和他的中国佛教考古学。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宿先生兴趣广泛，涉猎学科颇多，先后从诸多先生受教。他随孙作云（雨庵）学习中国古代神话及民俗学和楚辞等，在孙雨庵先生影响下撰写了若干相关文章；从容庚（希白）学习历史、古文字、金石学、卜辞研究和书法篆刻等，对容希白先生所授诸课兴趣颇浓；跟寿石工（务熹）学习篆刻，《宿白印谱》所收先生印作五百二十余方，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冯承钧（子衡）学习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颇得冯子衡先生赏识。为了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先生曾在中法大学专门学习法文一年，后来撰写文章所征引喜龙仁（OsvaldSiren）著作基本上都用法文版。年，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从向达（觉明）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学。为此经太先生向觉明教授荐引，专门跟从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一年。年，宿先生应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讲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随堂所画示意图，连当时听讲的敦煌画家都说宿先生所画既准又快。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年，名望甚高的汤用彤（锡予）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文学院院长，在北大开设“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等课，宿先生从汤锡予学习佛教史、魏晋玄学等，与汤先生过从甚密。汤锡予先生自西南联大起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宿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原想做《十六国春秋》辑校，但汤先生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后来改撰《麈尾考》，不过此文誊抄后一直没有发表。读研究生期间，即年宿先生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汤锡予对宿先生说：你现在已经是讲师了，就不要再做研究生了，故而宿先生的履历表一直都填“研究生肄业”。
由于受到诸多大家亲炙或熏陶，宿先生的学术根基极为宽厚。仅从文献来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担任陈寅恪助手的王永兴先生对宿先生的文献功底赞誉颇高。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曾写道：“宿先生利用文献资料推进考古学研究的最好例子，是大家熟悉的利用金皇统七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重建了云冈石窟的年代体系和后期的营建历史。”《金碑》原石早已毁灭，连拓本都不存在，文本也一失再失、转抄秘藏，没有一定的文献功力，怎可能慧眼相识，因为做了几十年云冈石窟考古的日本学者压根也不知道这份重要的云冈石窟营建史料。“对于敦煌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文献是原立于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可惜原碑早被折断，敦煌研究院仅保存此碑中部偏下一小块残石，已不足原碑三分之一。《中国石窟寺研究》附录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三种拓本与两种录文合抄》，系宿先生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喜海缪荃孙递藏拓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柳风堂张氏旧藏拓本”、向达年手拓“残石拓本”和伯号唐卷录文及《西域水道记》录文完成。宿先生“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如果不是对石刻文献烂熟于心，是无法从大海里捞到这样的珍宝”。
年7月，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北京大学博物馆及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合并成为考古教研室文物陈列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里设立的第一个考古专业。年以后，宿先生主要承担历史考古、考古学通论及相关课程，陆续讲授过《古代建筑》《考古学通论》《中国历史考古》《中国美术史》《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专题考古》《中国考古学下》《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以及《汉文佛籍目录》《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等。
据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历史系档案，院系调整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高等院校的历史学科没有统编教材。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材建设，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已逐步齐全，“中国考古学的新教材经过反复修改已经趋于完稿”。年7月，宿先生编写的《中国考古学（初稿）》第五编《魏晋-宋元部分》铅印面世。年3月25日，我曾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一册，后来拿给先生时，他说：“这样的内容及写法只能是我的，别人不可能这样做。魏晋与南北朝相连，而两汉则不然。”他还说：我带去那本铅印讲义中的改动文字，应该是他写的，但已经不记得了，包括那本讲义他都不记得了。这本《魏晋-宋元考古学》讲义，应是宿先生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年冬季，为了准备考古专业恢复招生，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在年铅印《中国考古学》的基础上，重新编写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考古学讲义。年2月铅印的试用讲义《三国-宋元考古》上（中国考古学之五）系先生所写，但不包括隋唐以后部分，因此年前后再次铅印时，封面改作《魏晋南北朝考古》。实际上，宿先生年新编写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大八开本油印讲义曾当堂发给选课同学。年，西北大学段浩然和南京大学秦浩计划与宿先生一起编写《隋唐考古》讲义，但因各种缘故最后未果；年前后，仅铅印了《隋唐考古教材: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又，年5、6月，宿先生主持的考古短训班试用讲义《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2级工农兵学员编写、湖北省纪南城文物考古训练班印制；这两册讲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传较广。
“先生授业逾七十载，晚年将一生讲述辑为《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六种，为后人确立了课堂讲授的典范。”其中，《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先生并未在北京大学讲授，那是他被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客座教授、为该校美术史系研究生授课时于年8-11月编写的，原题《三至八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中国石窟寺遗迹》。年2月13日，我从美国密西根大学包华石教授索取原稿并录入电脑后交给了先生，后来正式出版时才改用现名。宿先生之所以未在北京大学系统开设此课，因为阎文儒先生从年开始就在北大讲授《石窟寺艺术》。年，马世长接续这门课程并改名为《佛教考古》。
宿季庚先生开创学科、淡泊名利，是真正“醉心学术的纯粹学人”。
二、永远的师者
佛教考古学，是宗教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佛教有关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社会科学。
宗教在中世纪时期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生活中曾一度占据重要地位。因此，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必然涉及中世纪的宗教；从事中世纪的考古，也必须进行宗教考古。除佛教外，南北朝以降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aeism）、景教（TheNestorianChristianity）和伊斯兰教的接踵传入，既极大刺激了中西商品贸易、文化艺术往来和科学技术交流，也丰富了中古时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中世纪的宗教，佛教是主流。除了历史上发生的“三武一宗”灭法事件外，其它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从北魏开始，佛教即“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唐代长安城分设一百余坊，每坊几乎都设寺院。故而，中国魏晋以降的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有关佛教遗迹和遗物的发掘与整理，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些遗迹和遗物，包括古代交通路线、地面佛寺和石窟寺、雕塑、绘画、器具等，是佛教发展历史的物化资料。它的特征和内涵，与外来文化在中国发展、融合和蔓延的状况及历程息息相关。通过佛教遗迹和遗物的表像特征，结合文献分析遗迹性质，进而探求其所蕴含的诸多历史信息，最后将这些历史信息经过分析、比较和研究，揭示出某种信息的演进规律和历史内涵，从而达到重建或恢复历史面貌的目的，促进东西方的彼此了解。因此在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宗教考古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支学科，而佛教考古则是该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佛教考古”学科是宿先生首倡的，它的英文对应词应为Buddhistarchaeology。佛教考古的对象，主要应包括二类、三项内容，即第一类遗迹（地面佛寺遗址和石窟寺遗迹）和第二类遗物。第一类遗迹中的地面佛寺，包括古代社会各阶层舍宅而建的“住宅型佛寺”和按照流行模式新建的“独立型佛寺”两种。前者乃帝王将相、郡县官吏及富贾大族为了宗教信仰，捐献自己名下豪宅或花园作为佛寺并加以适当改造，即文献记载的“舍园为寺”或“舍宅为寺”，如北魏城阳王徽“舍宅为寺”；后者系独立营造的地面佛寺，由于是辟地新建，少受或不受固有地物限制，在规划设计上可以充分体现佛教经、律及四众各种宗教行为的需求，因而受到了社会各阶层信徒的青睐，如北魏洛阳永宁寺。至于在河溪旁依山靠崖开凿的石窟寺，既是对地面佛寺的模仿（animitationofbuildingsconstructedintimber），也可视作同时期砖木结构或泥笆草庐之寺的石化形式（petrifiedversionsofthecontemporarybrick-and-timberorthehumblerwattlemud-and-thatchstructures）。这点在印度和中国早期石窟，尤其是古龟兹石窟中反映得颇为显著。第二类遗物，含盖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佛教造像、经典和佛教用具。其中造像既包括地面佛寺和家庙内供养、礼拜或奉献的单体雕塑、画像和造像碑，也包括顶礼膜拜的小型金铜佛教造像；经典主要指古代写经、印经和镌刻在岩石上的石经，如响堂山石窟刻经；而佛具所包含的范围更广，除了袈裟、钵、锡杖、如意、麈尾之外，梵钟、磬、幡、香炉、华盖以及其它法具都属于佛教用具，尤其密教用具颇为复杂，如消除烦恼退治疑惑的金刚杵和为唤醒众生佛性而鸣的金刚铃等。
虽然中古时期营造的地面佛寺数量庞大，但现存九世纪以前或已发掘出土的古代寺院遗址却很少，现存遗迹只是早期佛寺中最重要的主体建筑物—佛塔，而各个时期佛寺独有的标识物——大型佛像则多已残毁，故其重要性远不如第二项。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遗迹，广泛分布于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青藏地区，开凿时间约始于公元后三世纪，盛于五至八世纪，最晚的可到十六世纪，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提供了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独特的见证与担当，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因其在历史、艺术和科学方面“突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OUV），已有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石刻、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和四川乐山大佛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遗产“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更包含陕西彬县大佛寺、甘肃麦积山和炳灵寺、新疆苏巴什遗址和克孜尔石窟群。因此，中国佛教考古的主要内容虽然包括三项，但迄今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