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奉献就没有成功
——陈誉
个人简介
陈誉(ChenYu)，男，年7月16日生于安徽芜湖，籍贯江苏江都。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院，并获理学硕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原系主任、名誉系主任。曾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上海社会学会理事、上海市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顾问、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主编、上海《图书馆杂志》副主编、《国外情报科学》编委、《20世纪索引丛书》主编，中国索引学会顾问、上海翔华图书责任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等。著作有《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等及译著《美国及其他地区图书馆事业》（合译），发表论文80余篇。
一、我选择了一个更加需要奉献精神的职业
一个人如果在事业上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对自已选择的职业和从事的事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热爱、执著、获得成功。任何职业，如果在事业上要取得成功，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牺牲、奉献精神，但是，有些职业却要求付出更多的奉献，例如教师、农业工作者、图书馆员、一般行政人员等，都属于这类职业。当我在高中读书时，在家庭和社会的启发与影响下，我选择社会学作为自己报考大学的专业，决心把自己的未来奉献给社会学。我考取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以后因抗日战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当时最热门的专业是经济，因为商贸、金融、税务、海关、会计等职业，不仅职业声誉高，而且经济待遇优厚，经济系受到欢迎是很自然的。但是也有些专业、学科和职业待遇虽然不高，由于社会的需要，仍要有人去学习、研究和工作，社会学也是这类专业之一。以后我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攻读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我的妻子也是该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我们于年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十分不幸，没有多久社会学在中国被取消了，我们只好改行。我先改行搞世界经济，以后又因工作需要改行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资料室主任、学校图书馆副馆长、馆长，以后又受命主持创办图书馆学系（后改名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即现在的信息学系)，担任该系的教授、系主任、名誉系主任等，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事业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事业。我们知道，图书馆学教师和图书馆员都要求具有更多的奉献精神，这是由学科的服务性、公益性和在学校与社会中地位不高所决定的，理解了这一点，我想对于获取成功将会大有好处。反思图书情报教育，我们往往讲书多于讲人，研究书多于研究人，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向学生和馆员宣传和提倡奉献精神，用鼓励奉献去教育青年，结果一旦风吹草动，我们的后院就会很快刮起一阵放弃专业下海改行的狂风。近年来，图书馆界人才外流突出现象的产生，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与专业教育失误有关；人们对学科失去信心，正说明学科本身的不成熟性和人们对学科的认识不足。如果我们不认识从事的职业和学习、研究的专业对奉献精神提出的特殊要求，我们就不可能在事业上最后取得成功，也不应该选择这个专业和扮演图书馆学教师或图书馆员这个角色。近几年来，我经常喜欢用这些话奉劝我的学生和青年朋友们，因为我深信这是我们在事业上成功的起点。
从社会学到图书馆学，在专业上是一次很大的转变，能否顺利改行并在新的事业上能取得成功，对我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人生考验。我的社会学背景来自西南联大和哥伦比亚大学两所世界著名的、拥有众多著名学者的社会学摇篮，我从这两所母校受益很大，它们给予我的社会学及其他各种知识是否能在我今后的工作中发挥效益，当时我确实心中无数。但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实践和对新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把它们很好的结合起来，我感到社会学、世界经济以及在政治教育系工作时系统学习的四门政治理论课，对我以后搞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科研和专业教育及图书馆领导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知识不是无用，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继续发挥其作用。一个合格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师或馆员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它们同样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奉献精神是专业对德的要求，那么文化知识结构则是专业对才的要求。实践一再证明，任何图书信息工作都需要具备两门以上的专业知识，两者缺一不可，对于专科信息工作尤为如此。在中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事业史上，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的知识结构几乎都具有这种专业结合的知识背景，他们或出身于一个学科后再进修图书情报专业，或出身于图书情报专业再根据专科信息工作需要进修其他学科知识。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他们能正确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能重视自己原有知识背景的利用，努力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并且具有奉献精神，能够尽快地进入角色，就一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作出成绩，成为一名杰出的图书情报专家和学者。例如阮冈纳赞、鲁巴金等原是学数学的；布拉福德、加菲尔德、肯特等都是学化学的；拉封丹是学法律的；杜威、克鲁普斯卡娅等是学教育的；谢拉、沈祖荣、洪有丰、王重民等都是学文学的，刘国钧是学哲学的；姚名达、钱承训是学历史的；卡特原是学神学的等等，他们都和原出身于图书馆学的韦棣华、兰卡斯特、丘巴良、裘开明、杜定友、李小缘、钱亚新等一样，对图书馆学科和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代中国（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的许多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和学者的大致情况也是如此。我想，这正是图书情报事业的一个普遍与重要的特点。我自己虽长期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主，但仍参加一些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对于世界经济仍感兴趣。
二、争取处理好各种关系，为成功打好基础
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会碰到各种关系，争取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一个人完成任务取得成就以促进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关系，特别是一些最基本的关系。我的经验告诉我：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要重视实践的作用。任何知识、理论都是为了指导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没有正确的理论的指导就会成为盲目的实践，不仅害己而且害人，因此学习与研究理论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又不应是为学习而学习，为理论而理论，而应为工作而学习，为实践而理论。为了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学习社会学，同样为了从事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研究和工作，我必须学习图书馆学情报学，我必须学习理论、研究理论，而且必须有更多的实践，不断的实践。担任资料室主任、图书馆长是自己学习理论与实践的好机会，几十年的图书资料工作实践经验和感性知识对以后的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大有帮助。记得50年代，当我任政治教育系资料室主任时，我不但要学习几门主要的政治理论课，而且还要学习图书资料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否则难以胜任工作，难以把经验上升为理论。通过几年的学习——实践——学习，我们写了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课资料工作基本知识讲座》，总结了经验，填补了这方面教材的空白。我还为政教系学生讲授此课，而且通过交流，为地区和全国政治理论资料工作做出一点贡献。当我于60年代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时，曾每周安排半日时间在洪范伍（洪有丰）副馆长家向他请教图书馆学理论与他丰富的大学图书馆办馆经验，他也常常喜欢从我这儿了解一些社会学新观点。洪老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图书馆学家，曾任南京高师、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图书馆馆长，他不仅是我的朋友和同事，而且是我学习图书馆学的老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特别是他重视实践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他重视藏书建设与参考咨询的主张，对我以后的研究与工作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作为业务副馆长，在馆长的支持下，由我主持开办了图书馆业务知识讲座，由馆领导及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馆员和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定期给全馆人员讲课，以提高大家的专业理论水平。每周还安排半天时间给具有研究能力的工作人员从事业务进修或研究，鼓励他们业余写作或专业翻译，每年校庆还举行图书馆科学报告会，交流学习与研究心得，把实践和理论学习尽可能结合得更好。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术空气比较浓厚及国家教委指定该馆为全国高校图书馆职称评定试点单位均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当我担任图书馆学系系主任时，有几年仍兼任图书馆馆长职务，当时，我继续按规定每周去图书馆流通部参加馆长业务值班，有一天我在借书处当班，为学生办理借书手续及跑库取书时，正值图书馆学系新生来馆借书，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系主任和教授也在图书馆参加读者服务工作时，十分奇怪，很不理解，不以为然，甚至非常失望，产生了思想问题。后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向学生进行了一次专业思想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隔多年，一些毕业同学每当见到我们时还常谈及此事，认为对他们启发、教育很大。图书馆学系不仅重视各门课程的业务实习，设有专门实习室、实验室，而且非常强调毕业班的教育实习，我们派最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带队下馆实习，聘请实习馆有经验的同志担任实习指导教师，收效很好，既检验了课堂教学质量，丰富了学生的感性知识，又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密切了系馆之间的关系，使毕业生与用人馆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还要求青年教师轮流去校图书馆参加实际工作，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更好，对系对馆都有好处。这样的教师更受学生欢迎，他们出国留学也受到所在图书馆学院和图书馆的欢迎，因为他们有过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在国外，人们很重视一个人的实践经历。
在人与工具的关系上要更重视人的作用。世界上办好任何事都少不了必要的工具（各种手段和物质条件）和人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办好一个系、一所图书馆，甚至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等都是如此。工具与人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但是我以为人是更重要、更活跃的因素，我相信事在人为，也相信人定胜天。中外古今有很多在事业上成功的人在这方面不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记得华东师范大学在年决定创办图书馆学系时，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大，当校长和党委书记传达了市领导的愿望，学校决定把筹建新专业的任务交给我时，我和同志们既高兴又担心，因为我们既缺人又缺物、缺钱，如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教学用房（如实习室、实验室、资料室、计算机房）等，真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我们仅有的是一批为数不多但却志同道合，愿意为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伙伴们，他们中间包括过早去世的宓浩、何金铎等同志。我们一班人团结一致、虚心学习、努力奋斗，克服缺乏人与工具的种种困难，为创办和建设一个新专业作出了贡献。克服困难的关键是抓住了人这个最主要的因素，有了人和人的齐心与努力，就有了1年由专科发展到本科，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发展速度，就较快拥有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组成的一支专业教师队伍，就有了收藏相当丰富的资料室，先后接受了美、英、荷、澳等国图书馆学界的赠书赠刊，也有了实习室、声像资料实验室、计算机房等。一旦有了人的积极性和系的凝聚力，就有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专业，一个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新基地。
为了引进人才，抓住办系的主要矛盾，我曾亲自去郑州、北京、武汉等地及上海一些单位请来了业务骨干充实我们的师资队伍，其中有几位是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我们还聘请了一些本市图书馆界、文献学界老一辈著名的专家，学者及科技情报和专利学专家担任研究生兼职导师，使研究生教学取得较大成绩，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门人才。多年来，每年至少邀请一位国外专家学者来校为研究生正式讲学，每学期都要邀请来沪顺访的国内外专家、教授来系向师生及图书馆人员、各系资料室人员作学术报告。每届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都要邀请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外地兄弟院校及本市专家、学者参加答辩会，协助我们把好质量关。同时，我们也派送教师出国或去外地进修或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或参观访问。我把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师队伍建设和对外交流方面，一个人如果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千万要重视人的主导作用，务必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定要能团结人、宽容人，会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善于增加群体凝聚力，这样，原来没有的，通过人的共同努力也就会有了；反之，原来有的，也可能失去，人心背向是无情的。
三、警惕进取中的三个“大敌”
人们在工作、学习或生活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消极思想的干扰或破坏，成为进取中的“大敌”，妨碍人的进步。我们最经常碰到的“大敌”我看有三个：一是形而上学；二是形式主义；三是安于现状。
形而上学不讲辩证法，不讲一分为二，看问题容易主观、片面、绝对化、极端化，取得成绩时看不见问题，遇到困难时看不到希望，把成功的人看成完人，把有缺点的人看得一无是处，遇到困难时易于丧失信心，一旦胜利又得意忘形。这种人总要处处碰壁，难以成功，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人的一生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当我们学习兄弟学校和学习国外经验时，都要防止形而上学作怪，既要向这所学校、这个国家学习，也要向那所学校那个国家学习，既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也要吸取他们的教训。离开了时间、地点、条件是学不好的，也是学不到手的。在办系过程中，传统课程和现代化课程，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关系，在处理时稍不当心就会受到形而上学“大敌”的入侵，当前人们在对待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学关系上难道不也存在这样的一些干扰吗?我经常提醒自己，要讲辩证法，要一分为二，我想，这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有关系。
形式主义也是个极坏的东西，它不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而是喜欢搞花架子，不问内容只看外表，华而不实不讲实效，甚至弄虚作假。多年来我们似乎已习惯于形式主义，喜欢做表面文章。外表轰轰烈烈，实际冷冷清清，特别是“十年浩劫”在这方面流毒很深。一不留神，我们在教学、科研、工作上都可能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例如毕业班的教育实习，由于师范大学具有强调教育实习的传统及图书情报专业应用性强的要求，我们一向对毕业班的教育实习给予极大重视，不仅有一个严格的毕业班实习的规定，对时间、地点、实习馆、内容、要求、评分及指导教师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指定富有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教师带队，聘请实习馆有经验的骨干馆员担任兼职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实习，而且得到了图书馆的重视和配合。每年实习我和几位副系主任，支部书记、教学委员会主任等都要去每个实习点看望师生并向实习馆致谢。年年如此，十分认真，对于保证质量，提高实习积极性很有好处。在认真与形式主义之间，我们坚持了认真。形式主义实际是取消主义的手段，人们往往利用形式主义以达到取消的目的，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另外，还有一个进取的“大敌”是安于现状。安于现状就会导致因循保守，易于自满，不求进步，不图改革，不求创新，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安于现状必然难以成功。我是一个不太安于现状的人，对自己做过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总易感觉不满足，总想再做点什么，以防落后，年龄虽大，却喜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自我否定”，每次讲课、报告、撰文都要对原稿进行修改、补充，尽力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这样，说我有进取心者有，说我不安分者亦有。我认为安于现状不利于进步，是发展的障碍，个人如此，社会也如此，而人总是希望成功，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回忆办系历程，当我于年受命筹建图书馆学专修科时，我们在只招收了一期专科班后，经教育部批准晋级招收第一届本科生班，于第二年办了本科，没有多久我们又在校外一批老专家的热心支持下，经教育部批准招收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图书馆学（以后改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顾廷龙、胡道静、李芳馥、吕贞白、潘景郅、岳良木几位老教授都是我们最早的兼职就授，在创办硕士研究生课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3年后，我们即取得这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增聘了马远良、顺一平等教授，及李志钟、斯图亚特、胡述兆等顾问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我自己也是国内最早招收社会科学情报方面研究生的导师，先后为国家培养了18位社科情报高级人才。我们系是学校外语教学强化教育试验的三个系之一，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三年级专业外语课后，一般都能阅读专业外文文献，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我们系还是第二届全国图书馆学青年学者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首先在国内由民间主办图书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办单位之一，也是最早与台湾图书馆资讯科学教育研究会合办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我想这些都和我们的“不安于现状思想”有关。
四、“一学二想三干四论”的治学方法
我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教授，也曾是图书馆的馆长，在图书馆界已有40多年的历史，可算是一名老兵。我原是学社会学的，以后我把一生主要奉献给了图书馆事业。事实上我从事三项事业：即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事业，图书馆与社科情报事业，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事业。在治学方法上讲，谈不上有什么好经验，对图书馆学而言，我不是靠吃老本，我也没有啥老本好吃，我算半路出家。40年来，我靠的是一学、二想、三干、四论，即虚心学习理论和方法，积极思考，想一想所学所见的一切，努力实践，通过实干增加感性知识，通过研究加以理论总结写成笔记、论文或译著进行知识积累和理论概括，通过认识升华获得智慧。我养成了这样的治学习惯。由于多年来我一直担任一些行政领导工作，每天只靠挤出一些时间读书、看资料，随看随划随记，我喜欢利用一切听讲、参观、访问、考察、会议及研讨、交谈机会，向知者学习请教。能者为师。每次出国、出境访问和参加会议，回来后总要写点什么、讲点什么来巩固获得的新知识、新信息，并争取把它们及时传递给自己的读者和听众。我既如实追忆所见所闻，也坦率谈论自己的个人观感；既整理和巩固已取得的知识，又传播了信息，对人对己都有好处，也是一种治学方法。人总是需要共享别人的知识和信息，也应当把自己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与人共享。学习对于每个人都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启发人思考，问几个为什么，然后争取悟出一些道理，再通过实践加以检验，最后作出小结或综述，加以论证，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也是我做学问的方法，是我“经营”的本钱。我不善于坐而论道，更欣赏说干结合。年，美国图书馆代表团访问上海，当我们在虹桥机场候机时，美国同行们集体认真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您身兼系主任和馆长，假如将来只干其中之一时，您将选择哪个职务？为什么？”我说:“我想我将乐于选择系主任一职，因为图书馆馆长只能为一个图书馆和一所大学服务，而图书馆学系主任可培养大批人才为很多图书馆和全社会服务。”他们表示理解与赞同。我想，我和我的同事们、我们的学生们，10多年的实践可以证明这个回答是正确的。
五、成功与遗憾
坦率地说，我和图书馆学的“结合”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父母之命”，因为开始不是我选择了“她”，而是“她”选择了我。但是很快我就爱上了“她”，正式选择了“她”，并且愉快地进入了角色。当“文革”后，社会学恢复教学时，曾有朋友邀我归队，被我谢绝，因为我已离不开图书馆学了。我相信奉献、学习、团结、开拓和责任心是任何事业成功之母。没有奉献精神，不努力学习，不会团结人，不能开拓创新和责任心不强的人，是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自信，如果对自己及自己从事的事业缺乏信心，那将难以获胜。我有一条座右铭：“不相信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的人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一个人的成功总离不开很多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与帮助，首先我们自己要信任人、尊重人、团结人、宽容人。一个人的体会既应包括经验，也应包括教训，人总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积累经验的，成功的道路上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时时与事事都是成功的，成功之路实际上总是经验与教训结合之路，既有成功的面，也会有遗憾的一面，在成功的时候也会感到不足与遗憾。一个人想再多做一点事，再上一层楼，往往由于年龄、健康等因素的局限而心有余力不足，这是一种遗憾；同时，所做的一切也不都是成功的，也存在不少不足、缺点与错误，这是另一种遗憾。世上无完人，一个人的事业也不可能十全美，为此，我还是应当在自己的人生自我评价表上填上梦“基本满意”四个字，以表达我对生活充满着自信的心情！
说明：本文依据陈誉教授“没有奉献就没有成功”一文，曾发表在《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年出版）。永远铭记教授为图书馆学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