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8日下午，“‘铸以代刻：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变革’暨《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新闻出版博物馆和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主持。《铸以代刻》是苏精先生的著作，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简体中文本。在发布会上，苏精先生以“19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为题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向听众介绍了写作此书的缘起、研究经历和《铸以代刻》一书的主要内容。演讲后，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张仲民教授，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和上海图书馆张伟研究员等学者就相关问题与苏精先生进行了交流。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从爱书到写书
在这次会议上，邹振环、李天纲、高晞等几位学者在谈到与苏精先生的结识时，都提到了他之前的两本著作——《近代藏书三十家》与《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这是苏精先生读博之前，还在图书馆工作时写作的两本书，用苏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业余的。但这看似主题相关度不高的两本书开启了苏先生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的学术之路。
“我为什么会写《铸以代刻》？最简单的一句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有意义。三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近代藏书三十家》，也出版了一本《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都是业余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近二十多年来，在我撰写了藏书家以后，深深了解到自己知识的浅薄，对藏书的内容和思想一点都没有办法进一步体会和琢磨。我在自惭形秽、深感挫折之余就想另谋出路。我自己爱书，我本科会念图书馆系也是爱书的缘故，在这种情形下，我想到既然自己无法深入古书的天地当中，那么近代的新书和自己的时代比较接近，总会容易下手一些吧。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念头，不过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也开始阅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献，结果我发现无论是要研究近代图书的哪个环节，写作也好，印刷出版也好，出版传播或者典藏利用也好，每个环节都会有一个避免不了的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书如何从传统的内容和面貌转变成近现代图书的内容和面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就牵涉到了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好在我对传教士并不是完全的陌生，因为同文馆里面就有传教士担任教习，有很多传教士是英文教习，甚至还有总教习，所以我在撰写同文馆这本书的时候多少和他们打过照面。就这样，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做起传教士和近代中文印刷出版的研究了。”
年，46岁的苏先生辞去了图书馆的工作，前往英国读书，开始接触传教士的文献。此后二十多年，他的研究都以传教士为中心，大部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