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天一阁文丛》第19辑，第5-21页，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孙显斌老师授权发布！
古文献学学科体系初探
孙显斌
摘要：古文献学至今未能完成其学科体系的建构，虽然学界对此问题亦未完全达成共识，但仍有一些基本的结论，如古文献学学科由理论、历史及其学科分支三部分构成。其中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是对文献构成的静态层次和生命过程的动态层次的认识，相应地，古文献学的基本任务则是研究古文献的本体及其发展、整理和利用。古文献学的分支主要包括从传统文献学基础上逐步扩大的八个分支：即目录、版本、校勘、编撰、典藏、流通、整理、注释。
关键词：古文献学；学科体系
古文献学在我国虽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直到年，第一部文献学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才由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完成，标志学界开始尝试建构古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这一变化与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对我国传统学术的冲击有关，也与当时反思传统文化的思潮有关。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地“整理国故”成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一项重要活动。胡适在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拉开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序幕。同年，北京大学国文系下设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科，使得古文献学在高等教育学术体系中有了位置，并成为培养学科人才的基地，可以说“整理国故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古文献学学科的发展。在学科发展初期，研究者仅是将传统学术中相关部分抽离出来，形成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主体的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真正的大发展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从那时起，陆续有古文献学专著面世，各学科分支的研究也都有长足进展，更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开始讨论学科体系建构的问题，甚至出现试图整合继承传统学术的古文献学和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文献学的尝试。这些都表明了古文献学研究者带着强烈的自觉意识开始构建古文献学学科体系，推动学科逐步走向独立化、建制化。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古文献学至今未能完成学科体系的建构，在这一问题上学界仍未达成共识，这当然对古文献学的发展不利。首先，对古文献学研究者来说，需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是什么？其研究领域界限在哪里？本学科有哪些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学科认同问题。其次，古文献学的学科架构是什么？其各分支领域的关系如何？其核心研究领域又是什么？不弄清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入探索本学科的核心领域，使其能够良性地快速地发展。再者，古文献学与其他古典研究学科的关系如何？古文献学在古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如何？古文献学是否仅是服务于古典研究的应用性学科？这又关系到整个古典研究领域的认识和整合问题。安平秋就指出完善的学科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古文献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对于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起到指导作用，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古文献学学科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程度。[1]应当指出现处于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史”下的“历史文献学”内容和含义基本一致，因此，在这里我们用“古文献学”这一概念来代表。
一、以往对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讨论
学科是现代学术体制下对学术进行划分的产物，现代学术体系从整体上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各自统辖不同的学科群：自然科学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社会科学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科学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等。虽然有时学科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但一般情况下，一个学科的成立相对其他学科除了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或属性外，还要有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赵益就指出“从现代学理上说，一门学科如果不具备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相对普遍的原理，就失去了其赖以成立的基础。”[2]否则，我们可以把研究对象不断细分下去，就会衍生出无数的新学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通常使用的“某某学”中的“学”很多时候并不是指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比如“红学”实际上就是《红楼梦》研究，它并不独立在文学之外，因为它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超越文学范畴。应该说古文献学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古文献研究”，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
白寿彝较早发起有关古文献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并很重视理论和方法问题，他指出“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3]分类学与其他三部分不在一个层级，应划入理论部分，实际上这已相当于提出了理论、历史、应用三部分构成的学科体系框架。
张舜徽在《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一文中，开篇就讨论了“何谓文献？它的概念，整理对象是什么？”并指出有文字的材料才能称之为文献，而“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主要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4]对于张舜徽把文献整理看作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王余光提出不同的看法：“（一）文献整理，内容包括辨伪、版本、校勘、辑佚、注释、目录等，是具体的学术活动，不应看成是文献学的本身。（二）如果把文献学看作是研究文献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那么，这至少是不全面的看法，这样的文献学是传统的文献学，或者称为文献整理学更为准确。”他进一步指出“文献应当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就是说，文献学不仅是把文献作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同时也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历史学、文学史、哲学史等许许多多的学科，它们都需要研究文献，然而，它们研究文献只是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文献学则不然，它研究文献，目的就在于要揭示文献本身。文献作为文献学研究的主体，使文献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了可能。”[5]王余光的这一观点正回应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要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或属性的问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讨论中，王余光认为古文献学“包括历史文献本身，文献整理方法和内容，文献整理的历史三部分；张家璠、黄宝权认为它包括历史文献及其演变、整理和流传，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四部分；杨燕起、高国抗认为历史文献学体系包括其理论、发展线索、分支和相关学科三部分；吴枫认为它包括历史文献及其演变、整理方法三部分。”[6]洪湛侯认为“文献学本是关于文献研究和整理的一门学问，文献本身的特点、文献整理的方法、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都应该包括在内，简单的说文献学应包括文献的体、法、史、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7]杨燕起、高国抗的体系与白寿彝是基本一致的，其他学者对文献学要以文献作为研究主体构建学科体系则有共同的认识，以洪湛侯的体系为代表将文献作为研究主体单列，并指出包括文献的载体、体裁和体例等内容，但实际上文献作为研究主体不仅涉及纵的方向上其构成层次，还包括横的方向上文献的生产、传播、整理与利用的全过程，纵横两条对文献本体认识的线索应纳入理论部分并且与应用部分密切相关。王余光在这方面一直有清晰的认识，他指出“文献学要揭示文献的属性与构成，阐述文献的制作、流传、收藏的全过程”，基于这种认识他将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六部分：文献的属性，构成，编作、流传与收藏，积累与兴衰，整理与揭示，与文化的传播和继承。[8]不仅从物质文化的方面来看文献，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