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魏明孔中华读书报
在我国当代学术史上，敦煌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一是敦煌学内容丰富，举凡宗教、历史、语言、文学、美术、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无所不包，系百科全书式的学术领域，仅文献就不少于7万件，另外敦煌壁画、塑像和石窟建筑同样是人类文化之瑰宝；二是敦煌学系经久不衰的世界显学，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因此，对跨世纪的敦煌学研究进行学理总结，学术界期盼已久。著名敦煌学专家郝春文先生与其高足宋雪春、武绍卫博士的皇皇巨著《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以下简称郝著），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值得庆贺的学术盛事！
《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郝春文、宋雪春、武绍卫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00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郝春文先生一直从事敦煌学研究，在敦煌学研究中成果卓著，有标志性研究成果，他领衔的首都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团队系标志性研究机构，同时他还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的第二位会长，领导学会达10年之久，现为学会名誉会长。也就是说，郝春文教授在敦煌学领域辛勤耕耘了近40年，系中国敦煌学领域的领军者，实在是对跨世纪敦煌学研究进行学理总结的不二人选。
郝春文在“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
虽然郝著书名标明该书的研究时段系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历史，但作者实际上对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从年我国学者开始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直到年的研究历史进行了论述，实是一部敦煌学通史。
郝著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年至年。该阶段又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即—年为第一个时期，系敦煌学兴起的时期；—年为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中国学者开始大量接触敦煌文献，研究领域开始有所拓展。第二阶段从年至年，是敦煌学曲折发展的时期。该阶段又以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一时期敦煌学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敦煌学研究的重心则转移至台湾和香港地区。第三阶段系年改革开放至年，是中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学者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最终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与话语权。第四个阶段为21世纪以来，即—年，系中国敦煌学研究开始转型阶段，学者在传承以前题目和研究方法、范式的同时，力图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将敦煌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作者认为，21世纪的敦煌学转型在今天虽然仍然属于星星之火，但由于主流敦煌学学者在孜孜矻矻地探求，比如在写本学、博物学和知识传承等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代表着敦煌学的发展方向，必然会呈燎原之势。
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对其评论是非常困难的事，郝著在这一方面非常用心，除了对敦煌学研究贡献巨大的数代具有代表性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介绍和精当点评外，对于敦煌学研究中哪怕只有单篇论文的作者，也进行认真点评，选取的唯一标准是其学术价值。
我认为，郝著无疑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范本，这与郝春文教授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郝著经历了至少两次大修改、大增补，其繁杂艰辛，实难言喻。郝春文先生在大作撰写中还有一个培养敦煌学后学的任务，指导其弟子同步前进。实际上，郝春文教授在其课题研究中均吸收在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参与其中，在已经出版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6卷中，均有其高足参加，通过研究项目对博士、博士后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是郝春文教授培养敦煌学人才的成功经验之一。通过郝著，我们看到了敦煌学薪火相传的未来，看到了郝春文教授等学者对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良苦用心。
郝春文先生
下面就笔者亲身经历，结合研读郝著，谈点个人感受。年5月日本敦煌学专家藤枝晃教授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礼堂作学术报告，当时外国学者作学术报告在西北地区还是非常少的，学校非常重视，组织老师和文科学生按班级整队提前入场。主持会议的是历史系主任、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金宝祥教授。现场做翻译的是在日本工作过的外语系杨萼等两位教授。在这次报告会上，作为学生的我第一次见到了幻灯片。藤枝晃在报告中讲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并对“外国”进行了解释：包括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等等。藤枝晃教授的报告结束后，金宝祥先生非常激动地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掠夺进行了批判。金先生的总结时间相当长，似乎不比藤枝晃教授讲的时间短。这使我们与会者印象特别深刻，以至于我们同学聚会时常常会提起。本科毕业后，我考取金宝祥先生的研究生，他多次谈到过此事。前辈学者的爱国情怀令人感佩不已！十九年后的年7月底，我参加在敦煌召开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聆听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柴剑虹秘书长代季羡林会长宣读的致辞：“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激动不已。8月10日，我与当年一同听过藤枝晃教授报告的中文系同级同学甘庆祖和师兄李宝通拜访了金宝祥老师，我将季羡林先生的书面致辞向金先生作了汇报，已经86岁高龄的金先生又动情地回忆起20年前他主持会议的情形。关于此，笔者曾撰文《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二十年后的今天，拜读展示中国敦煌学研究辉煌成果的郝著，浮想联翩，真正感觉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主战场在中国！这些变化，与数代敦煌学专家的不懈努力分不开，同时也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笔者作为敦煌学研究局外人，由衷感到振奋，受到鼓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社科院大学特聘教授）
附录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分期
《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前言
年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园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六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人们经常说的敦煌遗书，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遗书的发现都可以说是上一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为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为发端的学术新潮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本书拟对年以来国内学者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略作回顾，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学问，日本、法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限于体例，本书一般不涉及国外的研究成果，但为全面展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些在学术史上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成果亦将提及。
为方便叙述，本书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年至年为第一阶段；年至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年改革开放后至年为第三阶段；年至年为第四阶段。以上只是大致的时间段划分，为了方便展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的章节会采用追述的方式突破以上时间段的限制。
第一阶段可以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年至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学”一词也开始分别在中日学者间流行。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年至年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我国学者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的增多了，这使得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煌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扩大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第二个阶段（年至年）也可以年“文革”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台港。自年至年“文革”开始是我国敦煌学稳步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陆续推出了一批如《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辑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潘重规对敦煌赋的辑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等。第三，有一些领域或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