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春秋
肖希明
个人简介
肖希明，男，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年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获理学博士学位。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作访问学者。年至年应聘担任佛山科技学院图书馆馆长，年晋升教授。年11月返回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年担任图书馆学系主任，年被聘为二级教授。曾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源建设与共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等学术期刊编委。
长期从事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项目多项，出版学术著作、教材11部，发表学术论文余篇，获各级教学科研奖励10余项，专著《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绩效评估研究》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年获“武汉大学杰出教学贡献校长奖”。
年5月30日下午，我在这个学期的最后一次课，也是我执教生涯的最后一课。就在最后一节课即将结束时，我刚讲了几句告别的话，突然间，教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了好多人，有学院的副院长、系主任和好多位老师、学生辅导员，还有不少研究生和前几届的本科生。我愣住了，之前没有任何人向我透露过这件事啊。在热烈的掌声中，学生代表捧着两束鲜花走向讲台，向我献花，马上有两名学生走上讲台拉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春风化雨，桃李芬芳，砥志研思，学界楷模——致肖老师”。讲台的屏幕上，讲课的PPT很快就换成播放我历年来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紧接着，就是院系领导、学生辅导员、学生代表先后上台，畅谈他们与我相处的往事。本学期在上课的级学生，给我送了他们早就精心准备的一个小巧玲珑的镜屏，里面写着“蒙您教诲，如沐春风”“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级图专人心中的好老师”，还有一枚他们精心设计的小“勋章”。同学们还送给我一本“心语集”，上面有几十位同学每人写给我的一段话。看到这个情景，接到这些礼物，我止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好久说不出话来。作为一名教师，还有什么荣誉比这更崇高，还有什么时刻比这更幸福的呢？
我的教学生涯结束了，但求学从教几十年的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脑海中闪过，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一、求学岁月
我是年考入武汉大学的。这真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考大学前，我是下乡知青，在农村已待了近8年，干了4年多农活，当了3年多农村民办教师，教过小学、中学。78年参加过高考，考理科，但数理化一塌糊涂，落榜了。79年改考文科，居然考了全县第一，比考上北大的还高出好几分。但填志愿时为求保险，不敢填北大而报了武汉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也很犯难。在中学当语文老师的父亲，在“文革”中因“文”而被“革”，对文史类专业心有余悸。从政法学院毕业的叔叔，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也离开了政法，对法律专业也畏而远之。但叔叔20世纪50年代在武汉上大学，对武汉大学有些了解。他主张我报武大的图书馆学专业，说这个专业离政治旋涡稍微远一点，相对比较安全一些，同时这个专业毕业后一般都会留在大城市工作，就这样，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
虽然在家乡就听曾在武汉大学求学的老师说过武汉大学风景很美，但进入学校以后，还是被她的美所震撼，不仅是风景，还有人文。珞珈山草木葱茏，东湖水碧波荡漾，老斋舍古风流韵，校园里钟灵毓秀，真是一个天设地造的求学之地！记得当时在七七、七八级同学中流行一句口号“把‘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这个七九级的大龄学生，也是被耽误了青春的人，所以我也在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不负校园好时光，不负改革开放的时代给我带来的这个机会。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到年我们入校时，她已有将近60年的历史，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图书馆事业培养过不少杰出的人才，这里也聚集过许多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只是到我们入校时，许多大师级人物已经故去，但我还有幸见到几位文华的前辈，如皮高品先生，80多高龄仍精神矍铄。而文华图专后期的几位毕业生留在武大工作的，年代正是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如年毕业的傅椿徽老师，曾是沈祖荣先生的助教。她教我们的中文图书编目，讲课慢条斯理但极有条理。与傅老师同班的孙冰炎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课，但当时是系副主任，经常给我们讲话，她的和蔼、慈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最熟悉的当然是彭斐章老师，他是文华图专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教我们的《目录学概论》。留苏博士，气度儒雅，让我们格外崇拜。还有一位文华前辈是邓铭康老师，彭老师的夫人和同班同学，在系资料室工作。资料室是我们同学特别喜欢去的地方。武汉的冬天很冷，那时又没有空调，但邓老师早早就在资料室生好了炉子，室内温暖无比，白天只要没课，我们总是呆在资料室里。
那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年代后期和年代前期毕业的一批中年骨干教师。沈继武、郭星寿老师教《图书馆学基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门课的讨论，分小组在宿舍里进行，老师和我们围坐一起，大家发言随意、自由，感觉这种学习收获特别大。周继良、周绍萍老师教我们的《图书分类学》。大家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尤其是实习课，觉得它很实用，同学们还常为一些图书的分类争来争去。詹德优老师教《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让我们能够从浩瀚的工具书里面找出那些诗文典故的出处，觉得挺开心。谢灼华老师教《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他的客家话口音有时不好懂，他就大量使用板书，谢老师的板书很漂亮。王秀兰老师教我们的《西文工具书》。听说她原来学的不是英文，因为教学的需要，能在短时间将英文的工具书讲得那么好，可见下了多大的功夫。廖延唐老师教《古籍整理》让我们领略了他渊博的古文献知识。王作梅老师教我们的《西文编目》，将一门内容有点枯燥的课讲得让我们还比较爱听。还有一位老师是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时任图书馆学系主任的黄宗忠老师。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我们多次听过他的报告、讲座。我们特别佩服他的学术成就，但他的湖南娄底口音实在比较难懂，连我这个湖南人有时也听得吃力。还有俞君立老师和曹之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分别带过我们班两个组的同学去西安和长沙的实习，和同学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特别是俞老师，当年我们79级入校40周年返校聚会时，在师生见面会上，俞老师还能仅凭记忆准确地逐一念出他带过的十位实习学生的名字，让我们惊叹不已。图专还有一些当时刚毕业留校工作不久的年轻老师，如我们班的辅导员曾秀华老师，还有袁琳、赵纪元、李建民、熊传荣等老师，也给我们上过一些课。除了图专的老师，还有科技情报专业的一些老师也给我们上课，如王昌亚老师给我们讲《情报分析与研究》、焦玉英老师讲《科技文献检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有雄厚办学基础和良好的教育传统，可惜十年“文革”把这些都毁掉了。所以，年恢复高考以后的前几年，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重建图书馆学教育内容体系。记得我们当时学的不少课程内容就是对图书馆业务工作的描述和总结，相当肤浅。理论课讲的内容，还有“图书馆的阶级性”之类已经过时陈旧的东西。特别无奈的是，大学四年，基本没有用过一本正式出版的专业教材，全是油印的讲义，复习考试全要靠课堂上抄的笔记。对这种状况，同学们当然是不太满意的。但抱怨归抱怨，大多数的同学学习还特别认真。尤其是77、78级同学，他们那些刻苦学习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79级图专被编为班。有两个特点是“空前绝后”的，一是人数多，全班61人，不分小班；二是性别比例，和现在完全是倒过来的，男生52，女生9名。全班除了8人是“50后”，其他都是60年代初出生的，最小的入学时才15岁。年龄虽小，但学霸不少，柯平、陈传夫、程焕文、汪东波、吴平、曹树金、王国强、肖德洪等至今还在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学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当年的佼佼者。还有不少同学毕业后华丽转身到了其他领域，或从政，或经商，或在其他专业做学问，最后都成了业界学界的精英翘楚。焕文同学曾在院庆一百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HappySix与班：中国图书馆界的美谈佳话》（发表于《图书馆论坛》年第9期），讲述了班在校时和毕业后的故事，可谓是班的群像谱。
大学四年，我始终牢记自己入学时对自己的诺言，要不负时光，学有所成。这四年，应该是做到了，不仅每门课的成绩很好，而且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论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投稿给《四川图书馆学报》发表了。后来，文章被一位研究湖湘学派的教授看中了（余嘉锡是湖南人），和我协商后，将这篇论文作为他的专著的一节又出版了。大学期间，我还有一个角色是班上的第一任班长。那是79年9月刚入学，辅导员老师找到我，要我担任临时的班长，说我年龄比较大，还当过老师，先负责开学一段时间班上的工作。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也只好答应下来。开学初的一段日子，当班长还真的事情很多，那时寝室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发一个通知、分发一个材料、召集开个会，要每间寝室都跑，但也很快就和全班同学熟悉了。我这个人并没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但为同学们服务的心还是很真诚的。所以后来的选举，同学们还是选举我当了班长。当了一年半班长以后，我就被调到系学生会、团总支任职去了，但班上的大小事情，班干部和同学还是来找我商量，所以我组织和参与组织过那几年班上的各种集体活动。同学们信任我，连续几年推选我成为学校的优秀学生干部，我还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党员。大学期间和毕业后，同学们都很少叫我的名字，直接叫“班长”或“老肖”。几十年的同学情谊，弥足珍贵。
二、武大耕耘
年我毕业以后，留在系里做学生思政工作，担任系团总支书记。但我总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我心里总有一种“图专”情结，希望回到专业从事教学与科研。于是在两年以后向学院（84年已成立图书情报学院）申请并获批，年下半年我正式转入图书馆学系。
回到图书馆学系后，我先是协助沈继武老师承担《藏书建设》这门课的教学，年初，沈老师就调任武大图书馆馆长，我就将这门课接下来了。年下半年，我就正式开始主讲《藏书建设》，这一讲就是30多年。
那时候对教学可真是投入，备课特别认真，其实没有谁来检查，但写的教案一丝不苟。不仅如此，我还从当年沈老师、郭老师到我们寝室来和我们一起讨论的事得到启发，所以尽管我当时既不是班级导师也不是辅导员，但我不时到学生宿舍去跟他们交流，聊学习，聊生活。以至于前几年我在广东见到一名88级学生时，他还跟我说：“肖老师，记得那时你常到我们宿舍聊天，对我们帮助特别大”。
年，一部已列入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计划项目、由沈继武老师担任主编的教材《图书馆藏书建设》，因为沈老师忙于馆务而没有按时启动，系里就建议由沈老师和我共同编写这本教材。我注意到当时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从内容到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就建议将书名改为《文献资源建设》。年，《文献资源建设》教材出版。这是国内最早以“文献资源建设”为书名的教材，使用的学校众多。这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获批，学院的学科建设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在为学院和学科的这一重大进展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未来的发展，考博士无疑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我向彭老师汇报了我的想法，彭老师表示支持。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年，我考取了目录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开始了在学术道路上新的探索之路。
彭老师指导研究生很有章法。他也讲授课程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但更多的时间是指导我们阅读文献，然后进行讨论。彭老师对我这名一边在校工作一边学习的研究生，实施的是“目标管理”，明确布置学习和研究任务，定期汇报进度，定期拿出成果。所以在读研的几年中，我在包括《中国图书馆学报》在内的核心期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博士论文的写作，更是从选题，到资料搜集、调研、框架构思、内容撰写，每一个环节都得到导师的点拨。正是由于导师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外审和答辩中获得了全优，并于年被评为首届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年，我的博士论文以专著的形式正式出版。
读博期间，我还参加过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图书情报（资讯）学界都派出“豪华”的参会团。台湾地区来了沈宝环、王振鹄、胡述兆、卢荷生、李德竹、吴明德、卢秀菊等知名学者，大陆地区则有武汉大学的彭斐章、黄宗忠、谢灼华、陈光祚、马费成、乔好勤，以及北京大学的周文骏、吴慰慈、王万宗，中科院的孟广均、南京大学的倪波、中山大学的谭祥金、上海图书馆的吴建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黄俊贵等重量级的专家学者，可谓群贤毕至。会议在两岸学者的倡议下，邀请了两岸的博士生代表参加了会议，大陆的博士生有武汉大学的柯平和我，北京大学有王益民、杨晓骏，台湾的博士生有王梅玲、庄道明、陈昭珍等5人。这次会议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使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这一形式机制化，成为两岸交流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办了14届。另一个成果就是为两岸的青年学者建立了一条交流沟通的渠道。我在那次会议上结识了台湾的几位博士生，从此成为好朋友，并保持联系至今。
年，我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同时也晋升为副教授，随即担任了图书馆学系副主任，负责本科教学工作，在系主任詹德优老师的带领下，为全系的老师学生服务。当时，学院有一个外派访问学者的项目，是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争取到一笔经费，资助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师到该校做访问学者，我忝列其中。年3月至9月在美国期间，我结合自己在国内的教学和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