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郑丹北京报道
关于世界读书日，施春生记得一个浪漫的传说。
“意大利有一位公主，被恶龙困在一个深山里。有一个叫圣乔治的小伙子勇敢地救出了公主。于是，公主送给小伙子一本书表示感谢。这一天是4月23日，此后被叫作圣乔治节，图书也被称为智慧和勇敢的象征。”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施春生讲起了关于世界读书日的故事，“也有说法称，这一天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忌日，主要是为纪念他们而设立。”施春生很看重这个节日，年4月23日，他还受邀参加为期三天的中国首届全民阅读大会。
施春生，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期刊协会发行分会会长，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民营书业工作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天书店成立24年来，在馆配市场始终保持销售额领先，市场占有率领先，社会影响力领先，人天书店连续十六年被《图书馆报》评为“全国优秀馆配商”。人天书店几乎成为馆配的代名词。
“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书店，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作为图书行业内的资深人士，施春生认为如今城市公共图书馆数量太少，市民阅读成本高。“我建议，北京应该多建设一些小型、实用、老百姓身边的社区类图书馆。”
从事图书行业二十余年，施春生见证了图书行业的起起伏伏，他对《中国经营报》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记者与施春生的对话。
馆配的代名词
《中国经营报》：对公众而言，馆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你能为大家介绍一下馆配这一业态的由来吗？
施春生：大家对“馆配”这个词可能不太了解，“馆配”即“为图书馆配供图书”。图书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行业。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图书馆，但很多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几乎一辈子都不会走进图书馆，你问城市里面的人图书馆在哪儿，他很可能把你带到新华书店去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之前，新华书店是高校图书馆图书供销市场的绝对主力，随着市场经济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图书馆的购书量激增，需要譬如数据、物流、上架、图书加工等一系列附加服务，这都需要新型的业态来满足这些需求。
此时，以人天书店为代表的民营馆配商应运而生，以全面的服务、灵活的机制、丰富的货源、完整的售后适应新形势下的馆配市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崛起。从年开始，图书馆采购经费大幅度增加，催生了一批独立的馆配公司，使馆配成为图书发行的一个独立业态。
馆配商的上游为出版单位，下游为图书馆，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最主要的就提供信息。我国每年新书出版量，不包括再版在内有将近25万种。
25万种书，对一个只有几名采购员的图书馆来说，这些信息是看不过来的。馆配商就负责收集、汇总信息，做成数据库，与图书馆的系统进行对接。馆配商还可以根据特定的图书馆类型，个性化推荐对应数据，并为图书馆进行集中采购图书、提供专业人员做编目以及其他二次加工服务，甚至到新书上架和推广等一系列活动，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图书馆的工作量。
总而言之，馆配商要负责搭建起馆配行业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与服务优势，构建良好的馆配生态体系。
《中国经营报》：人天书店被馆配行业尊称为龙头企业，你们是怎样做到今天这种状态的？
施春生：目前，我国的馆配主体主要由民营馆配商、国有新华书店和高校采编中心组成。但在年以前，我国的馆配市场由新华书店独家承办，各地新华书店都成立了“图供部”或“读者服务部”。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推广，集中编目、联合编目和联机编目成为发展的趋势，我国相继成立了若干区域图书文献联合采编中心，在发展过程中走上了“联合采购、统一编目”之路，逐渐演变成国内最早的专门以服务图书馆客户为主的商业机构，但其服务范围受区域限制，且仍然是从新华书店买书。
随着国家对图书定价权的放开，出版社给予了图书供应商更大的让利空间，但新华书店给图书馆的折扣仍只有1%～5%，图书馆渴望改变购书途径，这为民营资本的进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年后，以人天书店为代表的一批专门服务图书馆，从事馆配业务的民营馆配商相继成立。
年，计算机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候我们还是小书店，生意并不好，但抓住了一个风口，想到去出版社帮忙整理目录成电子版，同时也会印刷纸质版。每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期，将汇总的信息定期寄给需要的出版社和图书馆，最早我们可以做到一年光销售采访数据给单个图书馆就盈利元，那时候钱还是很值钱的。
后来，人天书店凭借机制灵活、服务意识强、市场适应快等优势，备受图书馆青睐。为满足客户需求，不断创新服务，人天由最初的随书配备编目数据，一步步发展为一条龙的全程服务，包括售前的采访数据提供服务，采购中的现场采购服务和送货、编目、上架入库等售后服务。
馆配行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专业性强，虽门槛不高，但做大做精做专业则不容易，要看能不能为图书馆提供高标准的馆藏服务，而图书馆馆藏质量则关系到高校的质量和公共馆的学术和学科水平。
《中国经营报》：人天书店发展至今，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施春生：人天书店团队布局比较早，服务网络遍布全国，也是图书馆学术图书全品种供应商。
目前，我们的图书库存品种超过70万种，库存码洋20亿元，有专门的样本书库供图书馆现场选购。具备全国图书馆采配基地、馆配商联盟采配基地、新华书店馆配业务采配基地、中小学图书馆采配基地、少儿图书馆采配基地、线上业务运营中心、电子图书制作中心等，形成人天集团图书业务的组合矩阵。在20余年的发展中，人天书店主要经历了四个节点：
第一是开发《人天书目报》，解决图书行业数据痛点。馆配业态诞生之初，图书行业信息渠道不通畅，整个行业存在“读者找书难，书找读者难”的问题，人天自年开始编制出版《人天书目报》，收集当年全国出版社的图书出版信息，编制成标准的订购目录，提供给图书馆采选使用，很好地解决了行业信息不通畅的问题。
第二，高校扩招与图书馆评估机遇，提供专业化服务。我国高等院校在年开始实行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给高校三大办学支柱之一的高校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馆藏资源与生均册数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高校扩招与图书馆评估推动了图书行业的发展，也为馆配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此后，人天的交易额连续十年成倍增长，到年，就做到年销售码洋十个亿。
第三，提升资源建设水平，服务“全民阅读”。自年起，全民阅读连续九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带动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提及“全民阅读”时，首次使用了“深入推进”一词。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公共图书馆事业迎来发展，馆配商的资源建设水平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第四，“新规”和“双减”背景下，重点布局中小学馆配业务。年，教育部修订印发了《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围绕育人导向，进一步明确了中小学图书馆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完善了体制机制，重点从图书配备、馆藏资源建设、应用服务、条件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去年也是“双减”实施的第一年，各地中小学图书馆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全国有38万所中小学、中小学生人数达1.8亿。人天书店正全面布局中小学馆配业务，充分利用自身馆藏资源优势，为广大师生服务。
图书馆的变迁
《中国经营报》：你所了解的图书馆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它和书店的区别是什么？
施春生：书店是以经营为主要目的，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而图书馆是纯公益的组织。
图书馆被赋予很多的功能，真正定义是：人类记忆存储的社会装置。例如要将我们过去三千多年的文明储存，书是最好的载体。
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其实很短，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叫藏书楼，据说我们第一届图书馆馆长叫老子。在古代，看书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只有上层的人才能见到书。最早用甲骨文，后面是青铜器，成本很高，往后发展到竹片也是很昂贵的，一般人读不起书。
所以早期的图书馆，主要功能是藏书，而不是用于借阅。我们国家私人藏书量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大的。现代图书馆才有对公众开放借阅的功能。最早的现代图书馆是英国的曼彻斯特图书馆，而我们国家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是湖北省图书馆，于年建立。
年，美国人韦棣华来到中国，于年在武昌昙华林文华学校筹办阅览室，开展多种图书宣传活动。她很快发现，全中国没有一所真正可以称为公共图书馆的设施，以前的藏书楼都是私人的，于是她建立了我国第一所现代公共图书馆，叫文华公书林，向师生和社会开放。
包括以前在北京的图书馆，外地人是不能借书的，必须要当地的身份证，才能办借书卡。
印度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曾提出，图书馆要尊重每一个人，任何人都有权利走进图书馆。图书馆有几项功能，其中一项就是每本书都有相应的读者，每一个读者都应该拥有图书。在图书馆面前，要实现人人平等。所以现在监狱里也需要图书馆，因为囚犯也有看书的权利。
现在我们能看到，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的客户数量在增加，政府对这方面的扶持力度的确也在加大。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当下的图书馆行业面临着哪些困境和挑战？
施春生：在互联网冲击下，图书馆面临很多发展困境。
第一，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及读者阅读方式的变化，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丰富、方式更为便捷，很少走进图书馆，以致图书馆借阅量下降，有些图书馆甚至50%～70%的图书都无人问津。
第二，图书馆功能和定位需要重新考虑。过去图书馆的功能在于资料查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图书馆要慢慢转型为阅读空间、学术空间，但目前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仍在探索之中，在世界范围内尚未明确定论。
第三，图书馆获取资源的渠道有两个“极端”，一方面“知网”渠道资源垄断，不断提价；另一方面，招投标过程中的无底线低价中标，导致图书馆买不到好书，供应商供不起好书。图书是文化产品，低价中标法并不适用，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
第四，目前的公共图书馆数量不足，按照《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每45万人要拥有一个中型及以上图书馆，每15万人拥有一个小型及以上图书馆，每1.3万人拥有一个基层图书馆或阅览空间。所以我建议多建设一些小型、实用、老百姓身边的社区类图书馆，让图书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我曾经设想，北京假设达到走出去就有图书馆的指标，只要建三百多个，就可以使北京成为真正的文化之都。举个例子，我们去首都图书馆借一本书，开车的油费、停车的费用，在外就餐的费用总计三四百元，借一趟书的成本太高，足以买很多本书了，但如果周边有图书馆就不用这样。
新书打折对全行业是一种伤害
《中国经营报》：我们注意到，公众有一种说法是，近几年书似乎越来越贵了，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施春生：客观来说，书还是很便宜的。只是这些年，大家对书有误解，认为以前十几块钱一本书，现在定价大部分在60块钱左右，但其实，其他东西涨价更厉害，书还是相对便宜的。
举个例子，现在城市里的人，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吃一顿饭可能超过块钱，但买本书至少要看三四天，甚至一个礼拜。目前一年看50本书的人比较少，不说看50本，能买50本的书的人都不多，能花块钱去买书的人少之又少。但是谁也不会说一年没有在饭店花0块钱吃饭。这种精神需求和对食物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对这个确实有点误解。
第二个原因，我们行业本身也有问题。前几年盗版书在大街上五块钱一本，最极端的是论斤卖，一摞多少钱。所以出版社也有管理不规范的地方，导致大家觉得五块钱就可以买一本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现在部分网上书店打价格战太厉害，将大家对书的印象搞错了，认为书本来就该便宜，其实这都是误导了读者。
网上书店打价格战愈发猛烈，一些出版社和经销商也赚不到钱。图书的利润本来就不高。现在作者出一本书，版税是很低的。作者写一本书需要一年半年时间，甚至更久，却赚不到多少钱，可能有两三万元版税就不错了。导致这个市场确实越来越不好，好内容严重匮乏。最后造成的局面是：写书的不愿意写书，卖书的不愿意卖书。
《中国经营报》：现在都在说实体书店经营困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施春生：属于发行端的零售店（书店）是要难一点，难的原因有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房价的上升。房价提高之后，租金提高很高。以往很多场地最初租的时候便宜，但后来房租增长幅度太大，租金成本压力随之也很大。
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网上书店的兴起，甚至无底线地打价格战，三折、四折，导致了一个情况是顾客被分流，很多读者喜欢在店里看书，回头在网上买书。
大致七八年前，我们发起了一个关于限制新书打折的活动，倡导新书在一年之内，或者半年之内不能打折销售，或者最低不低于八折。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被取消。但其实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在内，都是不允许新书打折的。
国外为了保护作者的利益，甚至先出精装的图书，再出简装。因为精装定价高，也会满足一部分读者拉开差距的心理需求，这就相当于我们看电影喜欢看首映，甚至半夜去影院蹲，得到一手信息心里会满足，这个很重要。
但现在的图书行业，新书一出来就能打到二三折，这样打出去对所有人都是伤害。作者赚不到钱，经销商、出版社也赚不到钱。
第三，是人工的成本增加，书的总量卖不上去，人员的成本又增加较高，导致书店的压力会比较大。
还有一个客观情况，是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渠道很多，导致看实体书的人相对来说减少了，被其他的媒体，或者说新的渠道、新的方式吸引走了。
《中国经营报》：受疫情影响，不少书店选择关闭，在你印象中，以前有过书店较为集中关闭的现象吗？
施春生：其实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概在6年、7年那个时间段，那时候还没有线上书店。全国各个书店拼命进行打折，最明显的就是北京海淀图书城和中关村图书大厦两家，打折打到七折，已经很疯狂了。导致很多书店因此倒闭，仅海淀图书城附近倒闭的书店就占全国书店规模的20%。
第二个节点，大概在年前后，房价涨得很高，网上书店又兴起来，于是倒闭了大批书店，包括当时北大旁边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这类很有名的书店，也不堪重负倒闭了。
所以当时我们业界就发起倡议活动，跟财政部申请对书店或者发行行业进行免征增值税，在图书行业收13%的税。年左右，免征增值税落实，很多书店又逐渐开起来了，不相干的小店柜台上都开始摆上一些书，因为可以免增值税。
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书店，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书店集体消失影响特别大，也引起了相关部门注意。包括北京市这几年也对各地特色书店进行一定补贴和奖励。实际上这些年，书店的回归，主要是跟政策支持有关。
《中国经营报》：十多年前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子书会取代纸质书，当然，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出现，你怎么看二者的未来？
施春生：曾经，电子书的兴起，将书籍的历史推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甚至预言“纸质书将在五年内消亡”。有人拥抱科技的前进，有人仍对墨香恋恋不舍。
目前来看，纸书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呈现出“反推”电子书的趋势，根据市场研究公司Statista的统计，从年开始，全球电子阅读器的出货量便开始走下坡路，年是其销量的顶峰，达到了万台，年就下跌了36%，前几年大火的kindle也沦为了“压泡面工具”。
在可预见的未来，纸书和电子书将长期共存，不可能相互取代。电子书的功能可能更倾向于科技检索（网络热文小说暂不定义为电子书），纸质书的功能则更倾向于阅读。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伴随家庭书房的兴起，图书除了阅读功能以外，更加成为一种格调与品质的象征。
总之，纸本书也好，电子书也好，最终的目的就是，将出版资源与平台技术相融合，为图书馆和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图书资源。
《中国经营报》：作为行业领军企业，人天书店对未来有哪些规划和目标？
施春生：人天书店的定位就是学术图书供应商及馆配业务大中盘，是提供图书馆专业化资源与服务的综合服务商。
中小学馆配业务是我们将要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我们正在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进中小学图书馆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我们要搭建起一个集信息提供、采购、加工、集中管理、借阅、阅读分析等全流程为一体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全面服务于中小学图书馆的发展。
此外，继续发展蔚蓝基金会也是人天集团的重点项目，旨在让偏远地区孩子获得知识。我们秉承一个理念：有钱的图书馆，我们把书卖给他，没钱的图书馆，我们把书送给他。目前，蔚蓝基金会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捐赠“蔚蓝图书馆”家，捐赠图书3.31亿元（以图书定价计算）。
我们相信，阅读就是最好的方向，把基金会做大做强，让没书的人有书看，指引孩子们走出“封闭的大山”，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才能智慧人生”。
（编辑：郝成校对：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