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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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西子湖畔，层林尽染，国美礼堂，群贤毕至，畅抒胸怀。年11月3日至5日,一场融合“传统和创新、科学和艺术以及天、地、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艺术思想科学——山水画与书法研究的新视角”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隆重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主任金观涛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刘青峰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高士明教授和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先生等联合发起，并由来自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五十多位学者（包括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共同参与，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和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承办，旨在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研究中国山水画和书法艺术，展现艺术、思想、科学跨领域研究的新成果，试图更透彻、更合理地还原山水画和书法艺术的形成机制，并由此梳理书画艺术的发展史，从观念史角度探讨中国文化艺术精神。
（一）开幕式——眼光．思考．境界
11月3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焦小健教授主持，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高士明先生致辞。
高士明教授引古博今，引用福楼拜“科学和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相逢”和尼采“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科学，用生命的眼光去看待艺术”等语，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艺术、科学、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简洁明了地作了阐述，并分享了他对艺术、科学和思想的思考。在谈及如何重新思考山水和人的关系时，高士明教授说，世界的山水画首先是人的山水画，他从山水中的三个时间经验：一是亿万年前的山川形成，二是亿万年的山水造化，再是百年间人在山水的行履与徘徊，让我们重新审视如何达成人与山水、人与自然的共通性的深度思考。对于书法，高士明教授也有其独到的认识。他说，书法和山水一样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最难跟其他文明所分享的东西，因为它太深刻，太根本，太玄远；书法与歌唱一样保持原始的同一性，在文字和书写之间相互焕发，成就万千气象；书法之道有寂而无形，从归一而至于归藏，从万端而至于无端，由莫名而至于无名，这就是我们之所这个论坛以山水和书法作为切入口，寻找山水和书法一个新的理解语境和解释的框架，这也是主办这次论坛的主要意图。高士明教授的致辞不断地引人深思，也赋予了这次研讨会更多的意义。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兼秘书长陈越光先生作为一个资助者，引用一位脑科专家和其手术的病人间的一个小故事，来表明资助方的使命、抱负和尊严是依靠其受助方的辛勤工作、艰辛探索来成就的，从而向受助方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彰显了一位富有艺术情怀的公益慈善家坚守的“做一个守道者的同道，步行者的同伴，探索者的后援”的境界。
陈先生还以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和孔子“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以及冯友兰先生对“为学”和“为道”的解释，阐述了“学”和“道”两者的关系，并以“学以通道”作为一座桥梁，从更宏观的角度、更广阔的视野、更新的方法去透视“思想之源、艺术之魂、科学之真精神”，将本次研讨会的宗旨作了高度的概括。
高士明教授和陈越光先生以他们的“远眼光、深思考、高境界”的开幕式致辞开启了“艺术、科学、思想”学术研讨的新篇章。
（二）主题报告会——当科学让艺术和思想再次相遇时
11月3日上午的主题报告会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主任金观涛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文江先生，旅美认知科学研究专家夏海宁先生分别围绕会议主题“艺术·思想·科学”分别作了汇报。
主题报告之一：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观念史研究
金观涛教授（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主任）指出，今天山水画和书法作为中国艺术的象征在国学热中高度繁荣，却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去问，它们是如何成为中国艺术精神代表的？中国文化审美精神又是什么？它今日又应怎样反映现代性？就此中国美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作了十几年的探索。金教授从对徐复观命题的质疑引入，从“结合艺术史和观念史的尝试”、“山水画：宋明（程朱）理学的视觉形态”、“中国美术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同构性”、“书法作为中国审美精神的确立”、“从尽善尽美到崇高：审美精神的现代转型”、“数字人文研究：艺术、思想和科学”等几个方面作了全面的综合性的介绍。十多年来，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通过艺术史与观念史的结合，运用历史语义学分析和数据库的关键词分析法，在绘画、书法、近现代艺术转型三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金观涛先生说，山水画应被视为宋明(程朱)理学的视觉形态，它的创作和欣赏正是在宋明理学的修身中被定位的。山水画成为绘画正宗和中国艺术范式的代表，是一个和宋明理学形成同步的过程。自此以后，不仅山水画的画法、画论和宋明理学同构，其流派和盛衰都和宋明理学的展开及其命运相一致。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其它文明的绘画精神如同中国的山水画那样，和道德意识形态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便是中国美术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同构性，也是一个界于中国思想史和美术史之间有待研究的全新领域，这一个个谜团既令人困惑又使人心动，召唤和激励着新一代美术史探索者。
关于书法，他说，书法审美标准的形成和演变存在两个阶段：阶段一是两汉到唐代，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对应；阶段二是元代至清代宋明理学及其修身方法对书法进行的全面重构。对于中国审美精神的演变，他认为，书法贯穿思想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其规范中求自由的特征从道德修身中独立出来，开始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可视作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
展望未来，金观涛教授说，在大数据时代，中国艺术史的观念史研究必将呈现宏大的蓝图，新一代研究者以人文为中心运用科学方法，建立专业数据库，研究词汇跟图像的关系，尝试跟西方绘画结合，让中国思想史和书画研究中心成为东西方审美比较的平台，更透彻地理解审美本质，完成艺术、思想跟科学的大整合。
主题报告之二：何谓山水——以地球史与易象为角度
张文江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从更趋物质的地球史与易象角度分析了“山水”，从经学、古典学研究中华文明的源流演变和文明的内在脉络。张文江教授说，我们在研究中华文明之时，必须整体地理解，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激发彼此的活力。
21世纪中华学术的热点之一，就是在世界局势的动荡中重新确定何为中国，艺术创作和研究对此应该有所回应。中华文明经历它长长的形成期，我们现在已身处新的年，对很多问题的认知已经呈现新的角度。从易的角度观察，包括从地球史和地球结构等内部地理知识来看，或许能提供新的认识。《易经》观像模式是天、地、人，字面上的山水对应的是地，在现代知识分类中对应的是地球，属于地。如果从太阳系角度看，是处于天。山水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产物，而中华文明的源头经过长长的发展，完善于周和汉，周总结前一千年，汉开启后二千年，汉文化处于兴盛，并未萎缩。张教授还从地球的构造角度谈山水，地球分内外圈，内圈是地幔是内外地核，跟山水并非无关，地幔跟地壳的变动显现在外，就是火山；外圈分为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其中大气圈对应于天，水圈和岩石圈相当于地，生物圈对应于人。中国的《易经》中的山水和风水是生物依存环境的虚实两面，风水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山水是地水关系的特殊表达。所谓风水，是观察山水的地理结构，努力把握看不见的气场对生物和人的影响。中国画和书法的最高标准是气韵生动，字面上对应的是大气圈，但并不是外在的气，讲的是人在气中，气在人中，是人的精神面貌显示。随后张文江教授又从欧亚文明的兴起和衰亡之原因——宗教、哲学、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谈到了喜马拉雅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从而中印文化形成了千年交流。而山水画酝酿于魏晋，始于隋唐，一直到宋元明清，文学、庄老和山水有着直接的关联，即山水画表现人的情怀。明清后划分南北宗，追其源头来自中庸，山水相间的地理环境是山水画的物像基础，而中印思想的大交流、大融合是山水画的观念基础。在现代，重新审视山水画的审美价值，以地理而言，不得不经受陆海观念变化的考验，而对山水画产生更深的认知，才能在中国思想的整体调整中获得新的活力。
主题报告之三：从脑科学的视角看艺术
夏海宁先生（旅美认知科学研究专家）从脑科学的角度看艺术。
他运用大量的国外专家、学者研究的实验例子和图片介绍了脑科学、神经美学与艺术的关系。他说，艺术与科学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鸿沟，艺术家关心的基本要素——颜色、构形、线条对比、形状、运动等，恰恰是神经科学家研究的东西，他们要研究背后视觉颜色是怎么回事，机制是什么，线条怎么组成，大脑怎么组成，运动由大脑哪块支撑，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非常有趣的是，夏海宁先生用几张图片的正看和倒看作比较，非常直观地说明了信息与识别信息的关系。
通过把艺术家描绘的神经原图和神经学家所作的图像作比较，说明某些领域的科学其实跟艺术是相通的。科学家与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在国际上已经发展出一门专门学问，这门学问叫神经美学。夏海宁先生还谈了人类进化史、人类大脑的复杂结构，只有这种复杂体才可能演化出很多复杂的情感，包括观念、意识和自我对意识的意识。艺术和真实，只有在发明中才获得自由，艺术的核心就是对物象用不同办法去感悟、去体悟、去呈现，这个时候艺术中的自由才让艺术获得价值。
三位老师的主题报告从更宽广的视野引领我们走向更深入的思考。在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当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艺术史重新相遇时，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建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这也使与会者对本次研讨会接下来各位学者的研究汇报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三）“中国绘画史的反思与重诂”主题专场——源、宗、理、心
11月3日下午，进入“中国绘画史的反思与重诂”主题专场报告，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黄越先生主持了该场会议。本场围绕“中国绘画史的反思与重诂”这个主题，共有六位嘉宾分别做了汇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捷，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孙善春，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副教授王欣为本场主题发言的评议嘉宾。
报告之一：你知道什么？又如何得知？——关于十七世纪中国画的思考
陶幽庭（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全球茶文化与科学研究会创始主任）从一句美国的俚语“你知道什么”引入一个严肃的话题——关于17世纪中国画的思考。通过对龚贤年所绘的四条屏山水画、八大的鸟与前人作对比，来显示他们创新的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为画家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已被理论家、评论家、画家和收藏家所运用和表述，而表述差异性价值最常用的是“奇”字。
陶女士围绕“奇”字，分析了中国绘画缺乏“独创性”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被建构的，并认为这种刻板印象遮蔽了中国绘画传统中追求的“独创性”因素，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画坛。之所以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新艺术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能直观宣称独创和真实的思想与社会观点，而不受帝国官僚系统职责的约束，因此，创作新艺术的艺术家和购买者都是限制的政治领域中的挑战者，宣称独创性和真实自我的艺术，可以用来维护知识分子和社会的独立性，增强自我的感知力。
报告之二：观念史视野下的山水画起源研究
赵超（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专业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破解“山水画的起源”这个谜。
赵超博士运用关键词检索和历史语义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概念考据及文本分析，从观念史的角度解决了“概念—文本—画论—图像”的互动关系，以此得出“观念和画论在前，实践在后”的观点。他又将关键词分析法系统地运用于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这两篇著名画论的注疏上。通过注疏和分析，发现玄学和佛学的修身是如何支配画山水观念的确立，以及在书法中建立的审美原则是如何被引进到绘画之中去的，提出了观念类型与图像起源互动中的“佛学式山水”、“玄学式山水”、“佛教式山水”等概念。
报告之三：朱德润《浑沦图》与画学理学化研究
翁志丹（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专业首届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认为宋元画学的发展与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宋元诸多画论中都能找到“格物致知”与“穷理尽性”的理学精神，宋代山水画中呈现的时空秩序与理学家所冥想的宇宙秩序是相契合的。然而山水画发展到元代，逐渐由宋代的注重秩序逐渐转向对宇宙生成的体现。
翁志丹博士通过对元人朱德润《浑沦图》的考察，发现朱德润的“浑沦”概念就是天理和太极。作为理学家的朱德润，其《浑沦图》蕴含着理学视野下的宇宙生成模式，充分体现了“以象明理”论的画学思想。在元代画学理学化的进程中，笔墨被赋予新的意义；此外，元画逐渐由宋画注重秩序（丘壑呈现）的表现转而以笔墨的“书写性”（笔墨呈现）模拟宇宙的生发过程，从而使得笔墨的重要性更为彰显。这不仅建构了画学在理学视野下的价值正当性，还推进了元代笔墨的新发展，并逐渐奠定了中国画艺术的审美特质。
报告之四：董其昌画学思想重诂——兼论董其昌与南北宗论的关系
韦宾（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史料的梳理考证角度对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的形成原因和画学的价值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认为南北宗论不是董其昌代表性的画学思想，在绘画实践中，董其昌的集成思想，远远比南北宗论重要。他认为，董其昌集成思想形成于中年时期，而进入花甲之年时，他的集成思想日趋强烈；到了晚年，集成思想更加突出。韦宾教授从董其昌的精神导师王维的分析开始，从相关文献中判别董其昌本人对于北宗很重视，对北宗始终充满着一种敬意。一、从著名的《画说》中可看出董其昌学习的画家中就有北宗的，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绘画就是把一些画家的优点集中在一起；二、对当时北宗画家的欣赏；三、晚年提出了出入宋元的说法。所以应该对董其昌的一些认识作一下调整，不能从重南贬北的想法去认识董其昌，南北宗论虽然是董其昌提出来的，但他本人不是很重视南北宗论。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应概括为“画禅为体，集成为用。”
报告之五：从无极到心体——花鸟画不同形式的呈现
张东华（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师，中国思想与绘画博士）以一位花鸟画家和花鸟画教学者的视角对中国思想大传统和绘画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从他的博士研究南宋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图中的题诗与宋徽宗赵佶花鸟画中的题诗比较入手，发现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与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作为修身方式的一致性。而这种修身方式的一致性正是由于思想方式的一致性，这就是程朱理学观念下的工笔花鸟画所呈现的表现方式。而从理学之“理”之的词源分析发现，“理”有纹理之意，对应到山水画、花鸟画就是对自然纹理的观察和描摹。这样，在描摹纹理（线条）的过程中使画中的笔法与书法之笔法建立了联系。
他通过对徐渭的研究，发现徐渭前半身没有绘画的记录，真正学画从50多岁开始。但是从现代的美术史上看，徐渭是大写意的创立者，短短20多年却成就了一位一直影响到现代大画家。个中原因如果从阳明学的角度理解就能迎刃而解。一是徐渭信奉儒学，他对鸟兽草木的认知，远远超过了我们现代的画家；二是徐渭入狱以后研究书法,他将对书论和笔法的研究应用到绘画中；三是写意的形式，对理的表达主要通过冥想实现对鸟兽草木纹理的表达。而理是心的投射，理为致良知，良知涌现如禅宗顿悟，当理来自于心时，绘画中既定的严格规范就不必遵循。徐渭的大写意从理论的角度看是对程朱理学观下严格规范的反叛。而绘画史上这种工笔与写意画法的呈现实质上源于宋明理学家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无极”“太极”的不同理解。张东华博士还谈到他在教学中的深刻体会，强调对花鸟结构（理）的理解，更容易使学生准确地把握“鸟兽草木”的结构特点，也就更能准确地表达物像特征。这种教学理念使他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主题报告之六：从《南禺书画目》到《宝绘录》——论晚明绘画收藏观念的转变
徐晓玲（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理论博士，独立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丰坊的《南禺书画目》和张泰阶的《宝绘录》这两本文献的基础上。她在罗列和分析这两部文献记录的作品数量、年代、主要画家和体裁等内容时发现，收藏是一个收藏家理想的真实缩影，丰坊和张泰阶的收藏风格和收藏理想几乎截然相反。而绘画作品一旦进入市场，就进入商品体系，其价值就由市场规则和归属关系决定。新的鉴赏标准会在新生的购买力下逐渐形成和固定，商品性成为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也对绘画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她认为，当时的收藏鉴评标准是受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和当时市场价值规律的双重因素约束，还受收藏家本人的思想观念支配。
六位嘉宾发言后，评议专家张捷教授、孙善春副教授、王欣副教授等对当天各位嘉宾的发言作了精彩的评议。
张捷教授不仅对这天嘉宾的发言作了全面、精到的点评，还从山水画的实践者角度对这次研讨谈了自己的感触。他说，作为一个山水画家，如何在天地与本我之间重新认知山水画是一个知性问题。要从宇宙这样一个洪荒宏阔的世界里，找到本我，再回到本心。思古人要有敬仰之心，思自然要有怀抱之心，思本心要有契合之心，心有多大天地有多大。物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画乃心意，物随心移，师法自然，随物婉转，心随笔韵。从看山似山、看山不似山、看山还是山的转变，这也是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也是建构当下山水画知性的概括能力。儒释道各种精神、宋明理学或者明清的心学，这些传统的观念是否存在于内心世界，让山水这种情怀经过这样的一个解读变得更有意味。
孙善春副教授从夏海宁先生《从脑科学的视角看艺术》的报告中感受到，脑科学不仅是一个研究的问题、视觉的问题，是人类的自信，知识积累到现在，几千年的成果通过这些大数据汇集起来，用一个更技术化的方式来总结和处理，看我们以后如何运用，变废为宝，并将其发展，这是技术的形而上学的问题。随后，孙善春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对当天发言嘉宾的报告也作了深入的点评。
王欣副教授从他从事的建筑艺术实践和教学的视角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建筑一定有自己的一套体系，那就是传统的营造体系和工匠体系；同时，中国的造园——文人园林与山水画关系密切。山水画无论从玄学传统还是佛学传统，都是一个真实世界的写照。中国园林实际上与山水画是两条线平行地行走，一直是互动的关系。我们把山水画放在特别高的位置，是赋予中国当代建筑一个新的灵魂，或者重新注入一个新的基因，使得中国当代的建筑学有法可依的，有自己的那根脊椎。希望让山水画和建筑学建立起一种互动关系，与山水画构合，从而推动两个学科新的发展，获得新的命题。
六位嘉宾的发言和三位老师的点评，让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再次反思和重诂了中国传统绘画。对山水画的本源、宗论、时代性以及从理到心的思考上似乎有了一条脉络，但若隐若现，似清晰而又有些模糊。若要从似模糊到更清晰，有待于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四）“时代思想变迁对书法的塑造”主题专场——从“正统”到“疯子”，从“妙学”到“美学”
11月4日上午，是“时代思想变迁对书法的塑造”的主题专场，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硕士生导师、书法理论教研室主任）戴家妙先生主持，著名的美术理论家、书法家、贵州大学教授姜澄清先生作了主题演讲；六位嘉宾围绕“时代思想变迁对书法的塑造”的主题分别做了汇报。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创作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画学院教授喻建十先生，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负责人丁政先生,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沈乐平先生应邀作为本场的评议嘉宾。
特邀演讲：想法与画（书）法——书法对形上思维的履践
姜澄清教授（贵州大学教授、美术理论家）是一位书法理论界的常青树，虽年逾古稀，却有一颗年轻的心，他机智幽默的言语时不时博得在场观众的掌声。
姜澄清教授非常谦虚地说，当今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让他感觉这个时代有一点陌生，听了夏海宁先生关于脑科学的研究引起了很多想法。艺术恐怕不是任何神经科学家分析脑细胞能够判断出来的，中外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是“疯子”，如梵高、徐青藤，他们的作品不合逻辑，也不能用条规来限制，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大“疯子”。艺术家靠与常人不一样的眼光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判断世界。中国在宋代以后，画家、书法家的“疯”成了一个传统。中国人看待世界、认知世界、表现世界在思维方法和价值判断上跟西方很不一样。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法不是分析的、数字化的、客观的，而是带有一种自我认知的很“荒唐”的一个体系。我们的绘画表现的不仅是山水本身，而只是一个托体，是寄托“道”的一个承载，其背后的观念是道，是太息。中国画是画道体而不是画物体，是形象的、抽象的、理念性、概念性的东西转化成一种审美判断的、可感知的审美标准。“道”气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中国画是不见人间烟火的，是不接地气的，它是接天气的。中国画中看不到暴戾，看不到杀戮，看不到征战，看不到人间的哀怒，中国画所表现出来的是宁静、恬适、和谐的终极理念。姜澄清教授还从“妙”字的含义和发展谈到美学。他认为中国人共有的评判标准不是“美”，而是“妙”，“妙”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品质。谈到书法，姜教授说，凡点、线、结体之规范皆本于“道”，二极谐构为书法美之极致，要把书法置于整个阴阳观念下来考察。姜澄清教授又从自己对“色”与“彩”、书法的“黑”与“白”（素）的独到理解，阐释了中国的绘画、书法不是有意识的到达，而是自自然然在这个文化流程里面产生的。他还认为书画家要用七分时间来读书，用三分时间来写字，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提升书法的“气质”，并通过不断的学术研究推动书法事业的发展。
报告之一：司隶校尉与隶书
邢志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唐代及以前的相关文献中所包含的“隶”关键字入手，探讨隶书背后的观念史问题。
他对“隶”从“经部”到“史部”做了系统的考察。在对它的意义系统的梳理中发现，“隶”有五类意义和类型，一是因罪或战俘沦为奴隶；二泛指官吏、百官；三是服徭役的平民；四是地名；五是隶书、文字字体可文书字体；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隶书”在成为指代书法之前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文字、文字者的经营制度、文书系统，奠定了隶书背后的一个正的观念以用对隶书的塑造。可见，“隶书”在成为书法的过程中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内涵，影响着“书写观念”的塑造。
报告之二：理学体系中的朱熹书学思想
姚宇亮（浙江大学艺术博士，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书法专业教师）从自己学习书法的困惑说起，他认为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复古”的学习观念已经先行存在于脑海中。而从西方美术史看，西方美术史明确地把美术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古代、现代和近代，有很强的逻辑结构。在书法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直接借鉴西方的观念来解读书法？
姚宇亮博士以东西方治史的差别为参照系，以朱熹的书论为切入点，从朱熹理学体系基本观点出发，介绍了朱熹诸多题跋与言论中的书学思想与观念，朱熹的“人心道心论”为书法史提供了系统化的史学观念，加强了宋代书学中的复古与尚统主义的倾向；而“道本文末论”决定了其对书法作为艺术的轻视态度，导致了书法艺术中道德标准的强化。朱熹理学思想为书法提供了系统化的观念，追溯其形成和发展，和书法史中宋代尚意书风的退潮、元代复古主义的崛起等现象是相一致的。
报告之三：明代书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施锡斌（中国思想史与书画专业博士）从明代人是怎样看待书法，书法与明代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联系等问题入手所作的考察。他认为，在明代社会结构中，上层官僚的书法以服务统治阶层维护权利的严肃性与规范性为首要目的，是在权力干预下的“馆阁”体书风的呈现；基层宗法家族中的书法是通向官僚阶层的重要敲门砖，读书人在书法学习上有着急功近利的情况；而功名不达的中层绅士们更多地把价值追求转移到书画等玩物之上。而科举考试把书法的三个结构连在一起。
然而，到了明代中期，由于程朱理学的僵化、心学的传播，用理学整合书法受到了心学推崇者的反对，他们试图从心学框架中重新为书法找到正当性，这就是明代社会结构和思想对书法的影响。
报告之四：从《书法雅言》看项穆的书学思想建构
吴嘉茵（暨南大学艺术美学硕士,广东岭南诗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从书论《书法雅言》入手考察了项穆的思想建构，她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切入口看当时明代的书法。万历中期，王阳明心学奉行，加之西方传教士引入新思想，对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产生一些质疑，而文化却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蓬勃发展，无论是在画坛还是文坛，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美学趣味，出现了一个多元化的审美取向——注重个性综合、交相辉映。
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项穆对这个时代充满焦虑、失落，《书法雅言》这篇文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从《书法雅言》看，项穆的思想建构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一是捍卫道统、辟异端，为书法的未来正本清源；二是因家族的影响，推崇正统，彰显一种贵族品位；三是以儒家的“道统”思想为其立论之本，构建出一个以王羲之为主的正统地位；四是儒家伦理的审美取向的传承，高举王羲之的正统地位，以儒家道统思想观照书法，推崇正统书风。
报告之五：扪碑兴便足——黄易探碑与乾嘉金石治学精神
莫崇毅（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围绕黄易三次访碑之旅，利用图画、题记、日记、信札及相关题咏、题跋等材料，分析了以黄易为代表的乾嘉金石学者所具备的治学精神，并探讨得碑图题咏背后的思想。
具体如下：一、崇尚汉代文化，标举汉朝遗物，发扬汉人精神；二、坚持“惟以目所亲见为据”的考据学思想；三、注重考察、记录和分析，以实地调查为上；四、以实证的方法补充或修正前人之观点；五、考察、传拓与保护相结合。黄易的这些访碑行为和思想对于整个清代的金石学影响非常大。
报告之六：再论“汪中旧藏《定武兰亭》”与“兰亭论辩”的观念生成
刘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专业博士）认为，围绕《兰亭序》不同版本真伪好坏的讨论，可发现汪中对于《兰亭序》的赞誉，李文田、郭沫若等人对于《兰亭序》的质疑，都是在特定历史观念下的产物。他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和考察后发现，历史上对于《兰亭序》的认知是与历史的时代、主流思潮有密切关联的，兰亭论辩也是一个特定观念条件下的产物，和它本身的问题其实并不相关。在《兰亭序》研究日益深化的今天，对于“汪中旧藏《定武兰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人们重新审视“兰亭辩论”和讨论《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一个新的起点。
六位嘉宾发言之后，进入点评环节。
喻建十教授对当天的主题报告整体作了评价。他认为这些报告都紧扣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从思想的层面上，重新地梳理了书法史上的一些现象；从书法研究上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书法热之后到现在，我们的书法研究方向更多的是着重于书法本体的研究，而今天，从思想史层面对书法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希望在这次研讨会之后有更深入的研究。换一个思路讲，从大文化的背景下、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书法，无疑拓展了书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将会帮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特别是在金观涛、毛建波教授倡导下，用大数据数理统计学的理念来研究书法、绘画的观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这次研讨会正是一个很恰当、很适时的一个节点。
丁政先生对本次的主题研讨作了整体的评价。他说，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些主题论文紧扣会议的主题——艺术、科学、思想。这些学术研究的论文表现出一种很独特的特点，可能会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视角的问题是我们的着眼点，这次研讨得出了很多不同的结论，值得再深入的探讨。其实，有很多学术问题很可能不会有统一的结论，有了统一结论也不一定有意义。而在这个学术探讨的过程中，使我们得到理念和方法上的提高。
沈乐平教授肯定了各位嘉宾的论文的学术水准，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如隶书的形态和隶书后来的标准形态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字内在推动的过程，如何更好地来证明，还值得深思；又如《书法雅言》是一部非常立体、非常系统的书论，涉及到方方面面，是非常值得继续深挖的；兰亭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点，可能随着时代的推进，不同的时期会见到不同的新材料，大家的想法、思路和研究方法也会不断地更新。
在三位评议老师的点评之后，姜澄清教授十分随意却又富有高度地给参加本场主题报告会的嘉宾和听众作了一番提醒和鼓励。姜澄清教授说，他到各个地方，喜欢闻一闻各个地方的气息，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特有的地方气息。有些地方黄尘气味太浓、商贾气味太浓，而杭州的气息真好。对于艺术的评论，这样论、那样论，论得对也好、论得错也好，书生气不能丢。姜澄清教授还教导年轻的朋友们，说话要谨慎一点，做学问要努力一点，中国的学问有二：一是汉学，如果不读书，一字也写不成；二是宋学，讲究开放性，其长处在于它不断有新的东西，短处在于怕言而无尽。年轻的朋友，不要着急，十年、二十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之中必会出几个“状元”、“探花”。
半天的“时代思想变迁对书法的塑造”主题研讨，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必定给予与其并生的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是传承还是创新，是正统还是破规，二者是无法割裂的。“承”，“创”之所依；“正”，“破”之所伏。时代的发展，其审美标准都有其独特性，但仍在“美和妙”中生发开来，并枝叶茂盛。
（五）“数字人文与美术”主题会场——用大数据解读的艺术
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主题是“数字人文与美术”。会议由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文学院“数位人文中心”主任郑文惠女士主持，五位嘉宾围绕主题作了发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刘青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副主任鱼宏亮先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天寿纪念馆副馆长陈永怡教授为本场议题的评议嘉宾。
报告之一：敦煌壁画深度语义标引设计与实验
王晓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非常专业地从图书情报的角度、图书馆学的视角来分析文献资料该如何做知识的组织，并从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文化遗产图像深度语义组织需求的产生、描述框架和标引模型几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重点以敦煌壁画《九色鹿王本生图》为例，对敦煌壁画数字图像深度语义组织实验和其智慧数据集成展示实验作了详实的介绍。
他说，数字人文是计算机跟人文交叉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可以与很多学科相联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数字人文的研究旨趣在于资源层、方法工具层、问题思想层三个层面。数字人文最终会成为未来数字社会中人文主体性或者基础性的范式。将图像资源和文本资源关联起来，超越原数据提出一些新的框架，把图象中的知识点抽出来，在智慧数据的理念下用新的技术（包括关联数据、知识图谱的技术），实现把图象数字化和数据化，能够更加便利地找到我们想要找的资源。用智慧数据集以一些新的工具,如交互系统、对话系统、浏览系统、分析系统和挖掘系统,支撑最后的人文研究，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去对图像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推进，并把数据的关联免费的发布出来，供他人分享和使用，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报告之二：数字人文在国内博物馆的初步尝试——以上海博物馆董其昌数字人文项目为例
刘健（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信息中心副主任）以上海博物馆对董其昌相关数字人文为例，以自己的工作实践分享了上海博物馆基于物体、利用数字化手段、做可视化展示的研究成果。他就上海博物馆如何借助数字人文的工具论、方法论、思想论三个不同层次的作用，解决博物馆的核心业务题、博物馆的开放性和引入社会资源等问题谈了一些看法。他还详细介绍了上海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对书画展，特别是董其昌书画展的初步尝试。他们通过对董其昌人文脉络的梳理、关联设计董其昌人物数据、提取高清图像特征与智能学习，再加上可视化设计与发现，展示了数字人文为博物馆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也对博物馆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予观看者和研究者带来的新的可能。
报告之三：词汇、概念、话语：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美”观的建构与再现
邱伟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系副研究员）从说文解字“美”和“善”两字间的联系，谈到“美——善”双生观念在中国的连接脉络。近代以后，由于受西方的影响，而走向了中国化的“美——真”统一。他将这个宏观的命题用“远读”数字人文的方法在包含一亿两千万字、横跨-百年间史料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资料中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之进行视觉化呈现。在将数据库资料结构与研究议题进行配适的过程中，发现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发展轨迹。
中国近代的“审美观”是在美善、美术、美育的概念叙述中，在美善同构的思考下，伴随善的物质现实与世俗小我的转向，同步推进美的物质现实世俗多元化，并与西方认知经验“真”的观念进行勾连的产物。中国近代虽迈向美真统一，但不破坏美善统一的框架，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美真统一概念。
报告之四：山水画“画题”的语义与图像主题标引
王平（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项目执行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不仅谈了他个人作为一个“画画者”如何尝试着用电脑来处理手头的“活儿”的体会和成果，并且介绍了他作为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的项目执行人的思考和感想。
通过对“寒林”“松”等山水画“画题”语义与图像主题标引的汇整，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整理，阐述了关于“画题”语义变迁的过程，从而建立起“主题图像”的语义标引与艺术的知识谱系，最终搭建起中国画图像主题标引词典的目类与层级结构。他由此认为中国画图像信息数据库的建构，必须要立足于相关文史材料的考证梳理之上。他认为，中国画图像和文本语料的数据库建设是时代的趋势，是一个跨领域多方合作的大工程，这样的工程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对于博物馆、美术馆等典藏机构的管理和研究更具有实用的价值。他还希望有更多的数字人文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