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夫妇的客厅，不只四壁皆书，而是目光所及处皆是排列整齐的书。陈教授在引客人进门时申明着：我们已经收拾过了！
夏晓虹的又一部新著出版，是我登门拜访的理由。新书名为《今生有幸》。在自序中她说：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这本与我的个人生命历程关系最为密切。她在书中回顾很多人与事，为自己考进北大感到庆幸，为遇到那么多值得回忆、书写的亲友师长而感恩。于是，书名是即《今生有幸》。书中所收各文虽然分为四辑，实则由在学与怀人两类文字组成。她的文字弹性温润，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谋篇自然随性，所书事件令人身临其境，人物仿佛能从中观见其影。
夏老师善泡潮州功夫茶，茶盏挤在茶几上书堆的边边上，香气扑鼻。阳光透过落地窗轻轻洒进来，包裹着客厅里谈天说地的散漫氛围。话题从年恢复高考开始，诸多人生况味也由这里开始。
《今生有幸》
作者:夏晓虹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日期:-2
在扩大招生这件事上陈平原有独到发现年恢复高考前，夏晓虹已经费尽周折结束插队回到北京，时年24岁，在北京皮毛三厂学徒期满，评定为二级工，月薪40元，算当时的高工资。她回忆当年工厂场景：“皮毛三厂主要做成衣，这比皮毛一厂处理生皮的活计要卫生一些。但最要紧的环节，比如上 之类的精细活，还轮不到二级工们来做，那是最体现高手艺的地方，一定要老师傅上手。”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经确实，立刻激发起青工们的向学之心，“我们厂就有七八位同事报名。”夏晓虹说。工厂不仅不阻拦报考，还提供了至少十天到两周的带薪复习时间，这令她至今感激不已，认为这个假期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改变意义重大。但录取并不顺利，她 批榜上无名，在二次扩招时才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说起首考失利，陈平原首先将原因归结于夏晓虹填报志愿的不科学。“夏老师报志愿， 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三个是南开大学。她的理由是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距离超过天津的大学就不报。”三所拉不开档次的学校，谁都知道一个考不上全都考不上，但夏晓虹无所谓。“因为对于知青来说，回北京是 的事情，回到家里比考大学重要得多。”陈平原说。夏晓虹则认为首次落选与文学专业的招生标准有一定关系。“当年比较看重考生的创作成果。听说有一个同学上大学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歌，就成为被录取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她的数学成绩只有 十分。”夏晓虹说着狡黠一笑。“而我的四门科目中，语文课的分数比较低。我知道肯定是作文做得不好。”那一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夏晓虹觉得“我在皮毛厂怎么战斗呢？”所以实在是想不出。虽然觉得作文一塌糊涂，但是夏晓虹后来知道，她的总平均分在80分以上，那已是较高的分数。没有录取也不焦虑，夏晓虹想的是“大不了第二年再来，反正已经有了薪水”。她回忆当时工厂里的同事看到他们去考大学颇为不解，因为皮毛三厂在同类工厂中算高工资，放弃这么好的工作去上几年学，怎么想都不划算。夏晓虹等来的扩招，她在进入北大后渐渐了解到其中原因。“我们班一位女生查到自己的考试分数，她是数学老师，所以数学特别好，考了满分，总成绩 高过已经录取的好多同学。”这样的高分考生可能有一批人，他们不断找招生部门申诉。在他们的努力下，北京市出台了扩大招生的措施。“皮毛三厂真考出来一些人，不过没有一个是 批录取的。”北京市后来扩大招生的面积很大，夏晓虹所在的文学专业扩招得不算多，只有10人，新闻专业（人大的新闻系当时已并入北大）则直接扩招了40人，相当于多出一个班。扩招同学晚一个月入学，文学专业这10人进来前，班主任曾在班上交底说：“后来的这10位同学的总分，可比我们这里的好多同学都高哦。”而在扩大招生这件事上，陈平原还有独到的发现。他的学生在编《漫说文化丛书续编·学堂往事》时，搜集了不少七七、七八级考生的回忆文章，注意到好几位现在的 学者都没有被 批次录取，而是扩招进来的，如陈思和、许纪霖等等。他笑着总结：“可见高考成绩不太可靠，只是参考而已。”夏晓虹年春在北大南门从小在人文社一大批人才中耳濡目染讲起当年高考故事，陈平原想起夏晓虹曾经告诉他，当年高考后，老学者舒芜曾专门问夏晓虹作文写了什么，听了汇报后很高兴，然后做出判断：肯定能考上。夏晓虹听了抿嘴笑：“我都没他那么有信心。”而在得知夏晓虹被扩招录取后，舒芜更加高兴，甚至说了“你如不中，天理难容”之类的话。舒芜是夏晓虹父亲刘岚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舒芜属古典部，刘岚山在现代部，工作上本来少有来往，但两家曾经两度为邻，孩子们又 熟悉起来，加上两家女性长辈来往较多，所以关系很是密切。夏晓虹最早称舒芜为“方叔叔”（舒芜为笔名，本名方管），插队回京后，改口称“舒芜叔叔”，她说感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的尊敬。两家一度为邻在崇文门外豆谷胡同，那是一个属于人文社宿舍的院子。夏晓虹记得，夏天的晚上在院中纳凉，喜欢聊天的舒芜有时会搬出一张靠椅和邻居们闲谈。“只要他在场，谈天的水平便大为提高，带上浓厚的学问气。他的记忆力令人吃惊的好，许多早年文坛的掌故烂熟于心，叙述时尽管不动声色，分寸却掌握得 ，特别引人入胜。”夏晓虹当年并不能完全领会舒芜顺口背出的诗词，舒芜在详细讲解之后，间或会录写下来传示。夏晓虹后来在《舒芜口述自传》第五章读到一首讽刺蒋介石打内战的《虞美人》词，就是她在乘凉时听他讲过的。夏晓虹也喜爱填写旧体诗词。当年插队在乡下无可消遣之时，她便抱着一册王力先生编写的《诗词格律》练习。陈平原说：“晓虹写的旧体诗，舒芜是看过的。”夏晓虹答：“那是给家里写信，我妈妈拿去给他看的。”望女成才的母亲，听到舒芜对女儿的称赞很高兴，听到母亲转述的夏晓虹却有些许不安，只把舒芜的话当作鼓励。因为她曾听舒芜的二女儿方林说过，父亲每次给一位常抄录自己诗作请求指正的老先生回信，都要煞费苦心地挑出些好处来。陈平原说：“所以夏老师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因为有人文社的一大批人才在，耳濡目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初大家都写新诗的时候，夏老师写旧体诗；现在旧体诗又热，她却不写了。我经常要她把当年的诗拿出来，她还不肯。”“那时候我们班也有一些人写旧体诗，互相传阅作品，我也抄出过几首，从男生那边得到的评语是‘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夏晓虹淡淡笑着说。年的刘岚山风格是始终一贯的散淡说回中文系，话题更多。夏晓虹回忆当时的文学社团，学校一级的有五四文学社，本班也有早晨文学社，分成了小说、诗歌、评论等几个组，参加者众多。“我们班的小说组组长是陈建功，诗歌组应该是李彤，评论组是黄子平。他们经常活动，创作热情很高，写出作品后，大家就一起讨论。查建英也是小说组的，还有黄蓓佳、梁左。”谈到查建英，夏晓虹又笑，说起查建英当年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到北大后才开始创作，所以那时还显得比较“嫩”。小说组的元老，是陈建功、王小平和黄蓓佳，他们都在进校前已经开始创作，新秀就要数上梁左和查建英。“当时南京有一个杂志叫《青春》，是发表青年作家作品较多的刊物，他们的作品也常发表在那里。”而梁左创作相声是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小说组的同学中，夏晓虹和查建英、王小平接触较多，因为先属同一宿舍，后又同时在留学生楼陪住，所以“小查、王小平的小说初稿都看过”。所有社团夏晓虹都没参加，因为不喜欢团体活动。班里另外四五个没参加的女同学和她一起，由着夏晓虹自封为“不管部部长”，归入她的麾下。而其中还有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所以我们‘不管部’里是有人才的，虽然我们不创作。”当年文学班和新闻班一起上课，但对新闻班的同学，夏晓虹大都不熟识。陈平原不由得打趣，说“夏老师能把班里的男生都认识就了不起了”。“男生当然没有不认识的，但不见得跟他们都说过话。”夏晓虹的“反抗”透着点儿无力。他们的对话很有趣，透着默契和亲爱。夏晓虹又提起学校开运动会的趣事。她参加长跑比赛，记忆中是跑了米，勇夺第六名，赢得至关重要的一分，为班级取得年级第二名立下赫赫战功。陈平原却说女生没有米跑，只有米，所以，这是夏老师在夸大自己的战绩，而且“总是夸大”。夏晓虹经历的这一场运动会也在她的笔下呈现得妙趣横生，并收入《今生有幸》书中。班长岑献青的日记也记述了这场运动会：“夏晓虹和赵红参加女子米项目，赵红获得第四名。夏晓虹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大亮点，她不仅跑跑走走，中间还停下来喝水，像个马拉松运动员，最终获得第六名（不过，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也就六名）。”年，为纪念入学30周年，夏晓虹所在的班级出版了《文学七七的北大岁月》，运动会被作为“大事记”列在其中。“我才发现我那一跑还挺重要的。”大家见面时说起来都哈哈大笑。在北大，夏晓虹始终是一种散淡风格。她和老师的关系，“基本是上完课就走，根本不请教老师。”这是陈平原在“揭短”。夏晓虹对这一“指责”浅笑承认，还告诉我另一件古代汉语课上的趣事。“ 学期是何九盈老师教，第二学期借调来一位老师教。很多同学都会在课间去问问题，或多或少跟老师有过一些交流，我真的是没去找过老师，所以所有课程的老师几乎都不认识我。但那次的古代汉语课考试，我刚好考了全班 。老师就很好奇，说这个同学我没见过，哪位同学通知她来见个面。”陈平原随后总结，夏老师古汉语考得好有两个缘故：一是她本来想学历史，阅读古书的能力本身就很强；二是在古汉语方面自己有兴趣，本科阶段已在注释《诗品》了。“但是轮到写作文就不行。”这一句尾音的拖出又逗笑了我。年，夏晓虹（前排左）与同学们泡图书馆是常年保留的习惯七七级的学生在社会上经历漫长的时间蹉跎，对于难得的上学机会普遍珍惜。夏晓虹和她的同学们也不例外，上课出勤率、图书馆的利用率都非常高。而“泡”图书馆更成为夏晓虹毕业后常年保留的习惯。夏晓虹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依然是图书馆的常客。家住蔚秀园时几乎天天去，一去就待上一天，和馆员们都熟悉起来。她那时大多到图书馆旧报刊室看东西，回忆起编《北大旧事》时的旧事也很有趣。“当时旧刊室还不允许复印，我开始抄了一些，后来觉得太麻烦了，因为和馆员熟，就请他帮忙抄写。他不但帮我抄，抄完以后，还送给我一份复印件。”夏晓虹不禁吐槽：“我心里想，你给我复印不就完了？抄了再复印，我还得核对一遍。”“但抄写是付钱的。”陈平原提醒她。“哦，那倒是，我都忘记是多少钱了。”旧报刊室不仅给夏晓虹的学术研究带来便利，也给她和陈平原的学生以助益。陈平原说：“旧报刊室真的是我们俩的学生用得最多的地方，学生写论文都用得到。好几个学生上交博士论文时，都在致谢部分提及北大旧刊室。”旧刊室馆员当然也很高兴，如今到旧刊室，只要说是陈、夏的学生，都会得到热情接待。夏晓虹说起图书馆旧馆改造那一年最关键：“本来旧馆要全部封闭，我特别去跟当时的馆长讲了：一定要保证旧刊室能用，不然我们的学生论文都写不成。他就在新馆弄了很小一块地方，摆了四张桌子，学生可以到那儿去查阅，因此没有中断论文写作。”那次旧馆封闭了一年多，如果查不了资料，学生们怎么办？夏晓虹说：“所以那一次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实际上图书馆馆员都很辛苦，常常要将整盒装订好的旧报纸或合订本的旧杂志抱来抱去。工作之余，有心者在管理书刊的过程中，也可做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夏晓虹说：“我熟悉的一位馆员就经手过整个旧刊室的报刊，现在接上来的都不如他熟，所以他能写一些旧期刊介绍和研究文章。”年纪渐大，两个人去图书馆的次数渐渐少了。陈平原说有两个缘故：年纪是其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夏老师有一个学生在图书馆工作。后一句话的口气很是有趣，夏晓虹听后赶忙解释：“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可以在数据库上看，只有需要时去馆里核对一下。疫情期间图书馆封闭，而我有一段还真的要用到《北京女报》和《京话日报》，数据库里没有，只有图书馆里有，我就请学生和馆员帮忙了。”为导师季镇淮的日记没能留下一份而惋惜夏晓虹与季镇淮先生夏晓虹的研究生导师是古典文学大家季镇淮先生。她为季先生写过多篇回忆文章。谈到导师，两个人的话更多了起来。陈平原谈到：“每年我都会跟着她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不爱说话，晓虹也不爱说话，他们都属于不善于表达感情、比较内向的性格。我在场还好一点，不然他们两个都没什么话，就坐在那里。”夏晓虹听到这番话反驳：“我觉得我跟季先生交流还是很放松的，不像你说的非得你在场。”由季先生说到陈平原的导师王瑶先生。季镇淮和王瑶两位先生的身后事颇有不同，听他们谈来亦令人感叹。王瑶先生留有一盘录音带，是在澳门的演讲。学生们想要整理出来发表，但王先生的山西口音难懂，只好找同为山西人的高远东老师，又找学生中熟悉平遥口音的张毅同学，费力整理出来，发表在《现代中国》集刊上。陈平原说：“当初我和老钱（钱理群）商量过，想给王先生做录音，但王先生不喜欢，而且，根本没想到他会那么早去世。平时聊天很畅快，放个录音机就觉得拘谨，结果就是一盘都没有录。而季先生更是完全没有。”季镇淮出身于西南联大，是抗战时随湘黔滇旅行团和闻一多等先生 的那批学生。陈平原说：“他这一路的日记去世前交给晓虹整理。”夏晓虹说：“其实不能说是真的日记，因为他不是每天记，是一连串的散文连起来的。比如今天到某个县城进了一个山洞，看到题壁诗，他就会抄录下来，发表一些感想。有时也写思乡。每一篇都有题目，大概有四五万字。”季先生原本是让夏晓虹看一下，夏问能否发表？季先生答可以。但季先生去世后，家人担心有隐私问题，不同意发表。“我都没有复印一份。”如今说起来，夏晓虹还是感到可惜。陈平原说：“这类事情只能听家属的，除非本人生前就委托清楚。相比来说，王瑶先生的东西基本上都发出来了，因为夫人委托学生来做。”夏晓虹的父亲刘岚山也有回忆录，有十几万字，可惜未写完，部分在《新文学史料》等处刊发出来，是夏晓虹颇感安慰之事。刘岚山早年经历丰富。曾在重庆《新民报》、重庆南方印书馆、上海《新民报》、皖南游击队《黄山报》、北京三联书店编辑部、 战地文化服务队等处任职。解放后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上世纪30年代末，可称为进步青年的刘岚山从湖南湘潭出发，单身徒步四千华里奔赴延安。由于没有任何组织关系，而未被抗大接收。在南返途中，他还被抓进了国民党西安集中营。刘岚山热爱文学创作，亦曾提携过不少新人，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人，有诗集《漂流者之歌》《乡下人的歌》等著作，但即使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不太了解他，“我们系里只有孙玉石老师知道他。”陈平原说。“而且他的诗集有些是自己印的，像《漂泊者之歌》，大概最多印了本吧，是他拿自己的伙食费来印的。”夏晓虹说。“他不是 作家，对他后来发展比较有影响的活动，就是几次进出解放区，以及在上海跟袁水拍编文艺副刊，更主要的还是解放后在人文社做编辑工作。”陈平原评价，岳父刘岚山身上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气质，对政治不熟悉，早年说走就走，投考军校、奔赴延安等，都是独自一人扛起背包就走。“他像是永远的漂泊者，具有那一代读书人的诗人想象。晚年他对政治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