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纾文
十九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依旧是马车的天下。如果当时有人预言机动车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马匹，一定会遭到众人的反驳甚至嘲笑。在最新出版的《书情书》的作者布克哈德·施皮南看来，与那些“太贵”“太危险”的现实因素相比，人们情感上的寄托或许才是种种抵触情绪产生的缘由——与同人类相伴了千百年的马匹相比，汽车只不过是一台没有光环，也没有任何神圣感的机器罢了。
然而，在今人眼里，十九世纪末大众对马的迷恋和忠诚是那么不可思议。如今，当机械化车辆“战胜”马匹，证明自己在生活和战争中的优势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同一个问题：现代发明能否代替人类的古老伙伴，并最终取代它的位置？
千百年来，书籍都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发达文明的象征，代表着博学与美德。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壁上，一幅创作于11世纪的马赛克拼图充分说明了书籍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和妻子侧坐拱卫着耶稣，皇帝手里捧着一袋钱，而耶稣手中则握着一本书。
然而，时过境迁。互联网的出现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无论过去有着怎样的辉煌，身处当下这一巨变的时代，纸质书的未来正愈发显得不那么确定。图书版本学家大卫·皮尔森在《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一书中认为，要更好地预见纸质书的未来，我们不仅需要认清书籍数字化进程中的机遇与障碍，还要超越书籍作为文本载体的价值，去它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其它东西中寻找答案。
电影《星球大战》中,绝地圣殿档案馆的空间与都柏林三一学院著名的长形阅览室十分相像，但里面的书籍却变成了存储电子信息的胶囊。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世界变成这般模样，又有哪些先决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大卫·皮尔森在《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中提出，首先，书籍的内容必须以数字的方式提供，而非纸上的文字。以目前的技术来看，要实现这一点并非难事。如今出版的图书在付印之前肯定都以某种电子文档的形式存在，即便是前人留下的大量印刷和文字遗产，也已经找到了全面数字化处理的可能性。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刚出现时，许多专家还预测这是一项绝无可能完成的工作。然而仅仅十多年后，谷歌公司就宣布了一项轰动世界的庞大计划——他们要与英美多家大型图书馆合作，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数百万册书籍的全部内容。这一计划显然威胁到出版业的商业模式和版权利益，但经济实力让谷歌的计划得以继续。
关于电子读物，版权或许是横亘在数字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过作为数字版权的先行者，音乐市场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前路虽有波折，冲突仍可调和。
与数字化的技术可行性相比，如何长期保存这些庞大又珍贵的电子信息或许是摆在科学家面前的更大难题。黏土板是人类最早用来长期记录信息的手段之一，尽管它能够承载的信息量相当有限，但一块黏土板流传数千年后仍能被人阅读。一本纸质书可以保存数百年，但电子媒体可能在短短的十年之后就难以读取。计算机硬件的日新月异，为电子媒体的使用寿命带来挑战。目前科学家在数字资料的保存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卫·皮尔森看来，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好更稳定的解决方案。
此外，要真正实现实体书向电子出版过渡，用户接受度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而眼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异。在《书情书》中，即将迎来60岁生日的作者布克哈德·施皮南写道：“我很可能将在半纸质半数字化的文字世界里度过余生。我身边有许多人，他们坚决排斥在电脑或手机屏幕上阅读篇幅较长的文章，特别是文学。在我的同龄人当中，这些人占大多数。但是我也认识这样一位同龄朋友，他告诉我，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用智能手机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方面，我迄今没有一台电子阅读器；但另一方面，从我入行成为作家那一天起，我的工作都是在电脑前完成的。”寥寥数语，或许是那些与纸质媒体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人如何适应时代潮流的最真实写照。毕竟，当一些人还在讨论用iPad、Kindle或其他电子设备读书是不是“总感觉不太对头”时，我们早已习惯了用电子邮件代替书信沟通，也早已习惯了通过手机屏幕读取新闻。
对那些在电子屏幕上初识文字的孩童来说，纸质书已经不再是他们阅读的入门工具，或许在他们的概念中，书籍本来就是一种电子产品。《星期日泰晤士报》早在年就有报道说，伦敦的一所学校通过为不喜爱读书的孩子提供纸质书的电子替代品，让他们成功爱上了阅读。老师们在采访中说：“我真的相信，如果每个孩子都有一个iPad或是Kindle，他们的识读水平会突飞猛进。他们只是不喜欢纸质的课本，大部分人都更喜欢通过屏幕阅读。”
如果技术层面的障碍终将消除，与屏幕相伴的孩童也终将成长为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那么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能阻止书籍的数字化进程？是人类的情感，还是书籍超越文本载体的价值所在？
英国作家约翰·弥尔顿曾说，一本好书是“卓越思想者宝贵的生命之源，超越生命本身，值得永久保存并珍藏”。长久以来，书籍之所以受人尊重并不是作为实物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文本和思想。大卫·皮尔森在《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中认为，如果书籍存在的理由纯粹是承载文本，那么它们的消亡指日可待。“我们需要认识到书籍的意义远大于此，否则，我们就可能集体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传承。”
上世纪后期，新西兰书目学家唐·麦肯齐曾经提出过一套被称为“文本社会学”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书）会影响到文本所要传达的意义。受此影响，许多当代学者不再只是关心书页上的文字，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