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
第二讲傅杰邀请到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编审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徐俊。徐俊著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等。
徐俊在讲座现场
我是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乡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外面有些什么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所有志愿就抄在两个教室的黑板上，让我们从里面选。那时我们所有老师里上过的最好的大学就是南京师范学院，不知怎么赶巧了，我竟然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
在南京大学读了四年书后，我就直接到北京去了，进入了编辑行业。这时就要开始说到中华书局了。我从年开始工作到不久的将来退休，除却中间有不到三年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做副研究员，基本上就是四十年在中华书局的编辑生涯。
徐俊
在我三十多年的编辑出版经历里，前半段是从助理编辑、编辑到编辑室主任，做具体的编辑工作；后半段开始于年，那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中华书局进入了领导班子，一路做副总编辑、总编辑、总经理，到现在的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主要是管理工作。在中华书局年的历史上，大概我是唯一一个总编辑、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全做过的人了。
在职场的三十多年连同读书的四年一共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读书的机会其实特别少，编书也仅是在我工作的前半段，而且由于那时没个三五年出不了一本书，所以总体上编书的经验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今天就主要跟大家谈谈我过去经历过的与书有关的事儿，也希望大家有更多机会了解我们中华书局。
八十年代的中华书局是什么样的，年轻的读者可能不了解，我在第一次拿着毕业分配的派遣单去往北京之前也一直在想象。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系辅导员通知我说“你分配到中华书局了”，我立即就从南京大学的北园跑到南园的宿舍里，拿起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看版权页——王府井大街36号。在年8月8号这个日子，我从上海坐13次绿皮火车到了北京，又坐路公交车到了王府井，拎着一个小包去中华书局报到了。
那时候的中华书局，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专业性和学术化体现得最为集中的阶段。中华书局年的历史里，年以前在上海，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年迁京后经过四年的调整才恢复独立建制。对于现今格局的形成，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年的恢复独立建制和第一届古籍小组的成立，从此开始，传统文化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特色。中华书局的老书很多都是六十年代（主要是至年）整理出版的。这是形成中华书局品牌和品格的第一个阶段。
中华书局品牌和品格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是八十年代，特别是年第二届古籍小组成立之后。可以说，八十年代的中华书局，在恢复古籍整理出版、学术出版上的努力，为后五十年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学文史哲学科的用到的最基础书，丛书套书，都是八十年代开设的，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新编诸子集成》等。别看现在我们的规模变大了很多，实际上我们每天做的工作都没有离开八十年代前辈们的“手掌心”，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前人工作上做的加法，无论是图书选题板块还是产品线，新辟出来的几乎是没有的。
中华书局（徐俊图）
年进入中华书局后，我先是在古籍小组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多，当时组长是李一氓先生。李老大概算是我党老革命里最好古的一个人，藏了很多书，尤其是明清的词集，他任组长期间也安排编《全明词》和《全清词》。我经常到李老家，见到他收集的各种书画真迹和古董摆件，当时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傻了”。那时李老写完稿子，会要我用稿纸誊抄下来，有时候也整本抄他借来的一些文人集子……
我进入中华书局后经历的很多事，都是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的，比如一项最基本的技能——“捆书”。一本书要捆，一摞书也要捆，不是简简单单地捆个“井”字，而要把四个交会处都捆成结。那时候全国各地每位古籍小组成员收到的新书，都是我捆的，邮寄地址也是我写的。
在古籍小组待了一年多之后我去了文学编辑室。每个刚进编辑室的编辑都要先定一个方向，一旦定了方向，很多人一辈子就专在这一个方向里做书。我初进文学编辑室的时候，还是个毫无经验的学徒，被安排做《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近代卷。《大辞典》开始只有清代卷，是钱仲联先生主编的，后来决定要加近代卷，就要从清代卷里拿出一部分来，于是就派我去苏州向钱先生汇报。为这件事，我去找过钱先生很多次。做后来的编辑工作中也交往过很多其他学者。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图片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