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出新书了。
这一回，他推出了一部展现中国近代医疗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医·破晓篇》。
作为一名极为高产的创作者，马伯庸创作了包括《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风起陇西》《七侯笔录》《龙与地下铁》等在内的一众作品。
近年来，随着《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等相继被改编后搬上影视屏幕，更让马伯庸成为影视IP市场的“宠儿”。
■《大医·破晓篇》新书首发式
新作《大医》的创作焦点对准了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而且还围绕医院。有读者发问，这题材是在追热点、蹭热度吗？这样一部医疗史题材的小说，如何启发人们看待当下疫情处境？
9月2日晚，马伯庸携新书《大医·破晓篇》亮相新书首发式，他和《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曹可凡担纲主持。
大变局时代的风起云涌
年前，年的上海，一个在日俄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选择了同时踏医院，选择了沉浮跌宕的医海生涯。
这是马伯庸最新作品《大医·破晓篇》的开头。
故事开始，东北少年方三响在日俄战场中因为一纸文件幸免于难，这纸文件正源于广东少年孙希在伦敦公使馆中基于私心而拍发回国的电报，而电报能及时送达却是有赖于上海少女姚英子设计套取出的电报秘密副本。
冥冥中，三人的命运已经有了第一次交织。
在清末的大变局时代，医院先后多次组织队伍参与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等抗疫救灾活动，马伯庸巧妙地将三个主人公的命运牵扯进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让他们相互扶持相互激励，从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出色的医生，也见证了医院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中医院及医疗的起步。
医生视角下的大时代故事
这本书的创作源于马伯庸医院职工文化讲座，本来只是一次活动前的普通参观，但是那座建于年的哈佛楼（医院门诊楼）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他医院或医生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诸多大事件和大人物，会如何呢？
■医院及医学堂（《大医》内页插图）
为此马伯庸开始有意地搜集各种相关资料，购买民国医学相关书籍，每天读几份老《申报》，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甚至还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做足了前期的资料搜集和积累。
即使有可能会让人觉得是在追热点，马伯庸仍然决定继续搜集资料并写作，尤其是看到很多与时下抗疫相似的故事时，被感动的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些感动传递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医界先辈的情怀、功绩和做出的牺牲。
有这样一批人，怀着强国、保种的理想，默默地支撑着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为此奋斗终身。
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学习整个中国近现代医疗史的过程，马伯庸坦言，自己落笔时已经做了心理建设，但依然大大低估了创作难度，中途好几次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是总感觉被医界先辈们激励着无法停笔。
在他的设计中，这个故事要从清末一直讲述到新中国建国前，每一个时代的医疗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医疗常识和手段也和当下的认知非常不同。
比如，年才有血型的概念，年才普遍接受输血需要匹配血型。再比如，青霉素（旧称盘尼西林）年才在美国实现量产，在年前中国还是靠磺胺来抗菌。
诸如此类细节的把握，书中还有很多。他都尽力考究。
让读者感受真正的历史的创作者
有媒体评价马伯庸沿袭了“‘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也有人称他的小说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索，是一种“文字考古”。
“我觉得历史始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些群众本身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多，我希望能够为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能够让读者感受得到真正的历史的创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当被问及创作史观时，马伯庸却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回答。
从人出发，从普通的小人物的感受出发，或许是因为这样，马伯庸往往能在一些极其细腻的细节中，让读者感同身受，深深代入。
■《大医·破晓篇》马伯庸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小说中，姚英子出身豪富，本是不识人间烟火的骄蛮大小姐，第一次出校实习，就要面对着冲毁一切秩序的洪水及之后的人祸，极端情绪冲击之下，她抛下自身安危，决心接受一名残疾乞儿的求助，去救一名不知道名字和所在地点的孕妇。
经历重重危机，用尽所学所能，却最终仍是眼见一大一小两条人命在面前消失，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第一次面对病人的死亡，从此更加明白一名救护医生的责任。
马伯庸以时代、场景、人物性格、文学技巧和无数资料细节搭建了强大的故事张力，只为了让读者能更好地体会一个普通医务工作者的一次成长和蜕变。
虽然这是马伯庸少有的“相对正统”的小说题材，但其见微知著的历史细节处理和一如既往紧张感的营造都让人看得非常过瘾。
苏州大学教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评价本书：“通读全书稿，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飞扬的文采，使本书的写作犹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令人陶醉。总之，这是一部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具的上佳作品。”
该书由中南博集天卷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今年9月联合出版上市。
对话马伯庸
■马伯庸
记者：有人说这部作品是你华丽转身，走出舒适区的作品，接下来你是怎么计划的？
马伯庸：《大医》也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个路我会走下去。写《大医》加上调研花了差不多四五年，我会休息一下，换换脑子。上学的时候班主任说过一句话，你们今天数学累了，换换脑子补语文休息一下。老师这个话上学时听着很可怕，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很合适。我会写一个跟《大医》完全不同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故事，让自己的脑子从大医的故事里离开，用其他的故事来休息一下。
记者：《大医》是有关上海的故事，在你眼中上海人是什么样的，一百年前的上海人，与现在又有什么区别？
马伯庸：写出一百年前上海的氛围是很难的事，写现在的上海人其实也很难。我写的时候，买了四本书，写的不同时期的上海话。然后翻了一个月的旧申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体验当时上海生活的氛围，这种感觉必须要读当时的报纸，看广告里的用词，看社会八卦新闻才能体现出来。看了这些东西，会对上海文化有很奇妙的共鸣感。
记者：从你之前的创作里面可以看到，你的知识结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你也尝试过写一些悬疑、推理甚至武侠方面的小说，究竟是什么促使你，让你选择了历史小说作为主要写作的方向，历史小说的写作对你来说有何魅力?
马伯庸：之所以写历史小说也不是刻意规划的结果。我从小听着评书长大的，再大一点看连环画，再大一点读原著。我发现，历史小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发展方向，它的劣势在于，你是戴着镣铐在跳舞，你不能改变历史，历史发生的事情就在那，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优势，你编出一个故事，跟历史严丝合缝，能够给我带来最大的成就感，让我非常爽非常嗨。《大医》有一个书评，有读者把书中提到的场景都走了一遍。我写到的那些上海真实存在的建筑，包括吴淞口的电报小楼，也是有遗迹的。从小说当中得到真实的感觉，又是自己生活的地方，这种共鸣感是我希望带给读者的，希望给大家一个沉浸感，就是一种VR感。历史小说对我来说意义就在这儿。
记者：你写了这么多作品，还在微博上输出这么高质量的内容，怎样保持旺盛的分享欲、表达欲？
马伯庸：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当你热爱写作，写作对你而言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时，你就不会觉得累，你只会当成放松，当成娱乐的休闲，这种情况下不会让你觉得疲劳，或者有全身被掏空的感觉。写作的时候在微博上发东西，就像在干一件正事的时候干私活，热情就很高涨。我写第一部作品《风起陇西》时，就是在写论文，想逃避，我就去写小说，这时候写小说就很嗨。所以如果你有烦恼的时候，有躲不开的痛苦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从事文学创作。
记者：你的作品很多被改编为影视剧，新作出来之后，很多读者期待它能拍成影视作品，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马伯庸：我的工作是把作品写完，后续开发，交给专业的影视剧从业人员做。这部小说改编难度非常大，从清末跨越到年，这个时间跨度，且不说演员本身，涉及到的场景，涉及到的大时代背景，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很多资源落地实现的事。作为一个小说家，这些事情不需要我去头痛，我的工作就是写出一个好的故事，恰如其分地表达我想表达的故事，后面的工作随遇而安。
记者：这次书中出现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你个人最为喜欢最敬佩，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
马伯庸：这本书印象最深刻的人太多了，比如说颜福庆、沈敦和、张竹君，这三个人在中国医疗史，包括慈善救济史都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每个人的故事讲出来都激动人心，我试着用自己的笔触，借着原创的主人公，把他们的故事都带出来了。这三个主人公，跟他们三个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把这些配角带出来，也是对医疗界前辈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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