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腾飞的70年。为展示7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烘托学术界百家争鸣之良好氛围、勾勒各学科研究前景与发展趋势，《思想中国》栏目推出《70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并按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约请各领域权威专家撰写文章，简要回顾成就与不足，重在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探索。文章尽可能吸收同行专家盲评意见修改完善同时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观点，文末附推荐意见，既可视为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导读性论著，也可视为广大党员干部勤学习、强本领、长才干的鲜活教材。今日刊发70年学科发展系列文章之六，敬请垂注。
中国档案学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胡鸿杰
作者简介：胡鸿杰，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莆田学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档案职业与学术评价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关与办公室管理、项目管理、档案学基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档案职业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主持《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的编修，著有《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维度与境界：管理随想录》等专著。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也开启了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的主要标志是：开办了新中国的档案学专业、组织和壮大了档案学的研究队伍、发展和逐步健全了档案学科体系。
年，新中国在自己创立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设立了档案学专业（其前身为专修科档案班和档案教研室）；年6月，在经过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至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范围的同时，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也逐步形成。
年至年，受“文革”及中国人民大学停办等因素影响，档案学研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各项事业都焕发出新的活力，档案学的研究也随之走向正轨。
新中国7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档案学研究逐步健全发展的历史。在这70年中，档案学经历了此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告别了启蒙阶段、完成了开拓和建构、进入了新时代。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清理过往档案学理论和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之初，老一代档案学研究者对民国时期档案学理论进行了探讨和辨析，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为其后的档案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围绕档案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队伍。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数十人到新时代的数以百计，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者在实践经验、理论积累、学风建设、国际视野、成果发布等方面有了巨大提升。
最后，以新中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为基础，发展充满活力的中国档案学研究。新中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发展到现在的三十余所高校三十多个专业，涵盖了所有高等教育层次，无论是规模还是体系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为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当然，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也会与其他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一样，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有待加强、与中国档案工作实际的联系尚需紧密、档案学科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等。而克服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中国档案学研究发展的过程。
温故而知新。新中国的档案学所走过的历程，不但成就了一门学科，还为包括档案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一些思考。
第一，加强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高等教育。实际上，新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是与新中国档案学的高等教育如影随形、难分彼此的。如上所述，截至年底，全国已有38所高等院校招收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学生，其中34所高校招收本科生，31所高校招收硕士生，9所高校招收博士生，遍布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全国范围的档案高等教育格局基本形成。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档案学专业所在一级学科进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计划，湘潭大学和黑龙江大学档案专业所在一级学科进入省级创建一流学科计划。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为档案学的研究培育和储备了人才，为档案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积蓄了力量。档案学的高等教育不仅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支持，更为全中国的档案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员，成为各项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可靠保证。
第二，加强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术共同体。一门学科的建构与发展，与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密不可分，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当然不能例外。一部新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历史，就是新中国档案学研究者的成长史。档案学术共同体由以学术认同为标志的档案学研究人员组成，他们并不一定依附于某一学术组织，但其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会引领他们为档案学研究而不懈努力。当然，作为一门管理学科，档案学在建构之初就确立了其研究对象和分支内容，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有所发展。然而，如果将档案学置于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版图中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一些相近学科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除了先天因素之外，更多取决于档案学研究者后天的认识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就是笔者经常提及的档案学的尊严。学术尊严是档案学研究者的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是档案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的动力。其研究主体持有何种观念和方法，档案学的理论就会呈现出何种状态。
第三，加强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年国内共出版档案学图书两万余种，收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档案学期刊包括《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档案管理》《浙江档案》《北京档案》和《档案与建设》等七种，其中《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这些期刊共发表档案学术论文一万余篇。—年，国家社科基金中档案类项目共计项，其中重大项目25项，重点项目27项，一般项目项，青年项目61项，西部项目11项，后期资助项目3项。当然，重视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培育，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发展，还必须有质量上的提升。为此，必须加强对中国档案学术历史的研究、把握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调、建设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其中，中国档案学的学术规范的基本功能在于，以完整的体系整合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成果，科学合理地衡量中国档案学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规范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行为。笔者认为，只有在这样三个层次上对学术规范进行建设，才能真正提高中国档案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档案学研究的真正繁荣和发展。
第四，加强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是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加之近年来欧美思潮的影响，档案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内容体系都保留着其初始阶段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科的发展。应该承认，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者所关心的选题大多来自西方档案学者的观点。虽然这些想法在其产生的特定环境中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时过境迁，中国档案学研究更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