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沈津签名布面精装
《伏枥集》一版一印毛边本
沈津先生，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追随顾廷龙先生研习版本目录之学。年2月至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古籍版本分委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年4月再次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是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家，和古书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沈津像（澎湃新闻刘筝绘）又要为自己的小书写序了，这也是必须要做的事。记得上一次为《书海扬舲录》写序，是在波士顿澳特镇女儿的家，而现在女儿则搬至北卡纳罗那州的维克森林镇了。同样是季冬，然而地域的不同，飞机飞行时间仅一个小时三十分钟，维克森林镇却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人们的穿着居然是T恤及衬衣，不似波士顿仍然滑雪衫罩身般的臃肿。
津自“哈佛燕京”退休之后，即接受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之聘，作为特聘专家在中大馆与特藏部的同事一起工作学习。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大多是在其时所写，而又多刊发于《南方都市报》《藏书家》《藏书报》以及一些纪念文集上。
张菊老是超群绝伦、名扬天下的巨人大匠，在纪念老人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应约写了这篇小文。之前，我已有写一篇《顾廷龙与涵芬楼烬余书录》的计划，而且收集了不少材料，然而在一次和上图的黄显功兄闲聊时，说起此写作之事，他说张老先生的《烬余书录》稿本尚存上海图书馆，而且已列入和出版社合作的影印计划。
我听后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井蛙”如我，竟然不知涉及此文之最为重要的原稿居然近在咫尺。先师顾廷龙先生是在张老先生的诱掖提携下，为《书录》做了缜密精到的统筹兼顾工作，这不仅使《书录》成为后人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必读参考之作，也是先师后来向笔者多次谈到的快事一件。
沈津恩师，泰山北斗般的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
顾廷龙先生是我的恩师，从年3月始，我即追随杖履，直至我离开上海。我清楚地知道，驽顽似我之成长，离不开先师的教导，他的峭直刚正，不求闻达，克尽厥职，劳不矜功都深深影响于我。
津去国后，先师也定居北京诵芬先生处，安享晚年生活。我总认为先师的一生是极为平凡的，他能逐步成为练达老到、功垂竹帛的重要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自有他刻苦的细针密缕、呕心沥血的工作实践，然而把他放在一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大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在四十年代经济竭蹶、物质艰困的战争环境下，先师费了许多心力和张元济、叶景葵诸先生一起为民族、为国家保存了许多先民的传统文化著作。
当年的不少私立图书馆都先后销声匿影，唯独“合众”，包括了许多第一手的档案、会议记录等，这也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浓浓的一笔丽彩。先师在世时，时时提到“合众”，盖其感情之深，就似从小带大的孩子般。“合众”是一本书，是非常值得研究图书馆史的学者进行探索的一个课题。
我在进入版本目录学这个领域后，就受到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先生的教诲，那个时候，三公正值半百茂齿之年，也是他们的功业处于巅峰时期，这种缘分是五十年来在中国图书馆学界中一些版本目录学家从来没有过的，不要说是三位，即使是其中的一位，也是百载难逢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唯有奉命唯谨、临深履薄、刻苦学习而已。
如今三位导师墓有宿草，然而他们的芝宇仪观却时有呈现。我过去曾写过顾、潘二师，但瞿公过去仅见谢正光兄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一篇，国内知道的人不多，瞿公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在晚年将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悉数捐献国家，这在当世功利第一的社会中绝对是一股清流，是值得大书而表彰的。
赵万里编纂的《中国版刻图录》，对于中国古文献学的贡献之大难以估量
赵万里先生是当代版本目录学之前辈，我是非常敬重他的。他在“文革”浩劫中受到某些人的迫害，乃至含冤而死，实是令人难过。他编的《中国版刻图录》，是研流略者所必读的重要工具书，而他对北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在解放前夕，和有关人士一起奋力保护了重要馆藏而没有流落台湾。林章松先生是极为低调的一位印谱收藏家，他对各种印谱的熟悉程度，真是了如指掌，烂于心胸，这不仅在于他的收藏数量大、品种全，稀见本触目皆是，更在于他笔勤多思，研究的成果首屈一指，在他这个领域中，他无疑就是魁首。
这本集子里的几篇序多是在广州时所写，且皆为朋友所托。前一阵子，又有几位朋友的大著即将付梓，承蒙他们的信任，嘱我作序，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连写了四篇。由此，将这些年来所写的序、前言、后记、绪论、代序等，作了一个统计，居然也有三十来篇，包括自己的书、朋友的著作、公家的影印本、丛刊等。
国内的重要的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有不少中文古籍善本的收藏，这是图书馆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搜集而达成的，多年来，图书馆在揭示馆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十年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推行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各馆都更加予以重视，这中间包括培养古籍的修复力量、古籍版本的编目鉴定人员以及馆藏善本书志的写作等。
我以为善本书志的写作不仅有助于使图书馆所藏鲜为人知、少见世面的珍本，广为众晓，而且也是训练有关专业人员多方面地接触图书，加强实践，强调潜移默化，心领神会，所谓“观千剑然后识器，操千曲然后晓声”。在掌握书志写作方法的同时，又可以熟练地使用工具书、参考书。所以写成的善本书志也给无缘见到善本书的人一种信息，乃至于传道、授业、解惑。
津这二十年来写就四千余篇善本书志，凡四百万字，用的即是“哈佛模式”。而这种模式是从我和我的同事们大量的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非在想象中脱颖而出。
沈津的“哈佛模式”五十多年来，津分别在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过，管理的都是这三馆的珍贵藏书，和古籍善本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说实话，我也确实曾将这三馆的善本书全数翻过一遍，经眼的古籍达四万余部，善本书与普通古籍各半。很多年前，先师顾廷龙先生即告诉我：版本鉴定只是雕虫小技，你在图书馆古籍部门工作，必须要跳出这个框框，要选定一个题目做研究，而且大量的普通线装书中有许多乾嘉以后的学者著作，你绝对要重视。
所以，我在“哈佛燕京”时，曾利用星期六、星期日休息的时间，费了数月，终于将库里的所有普通古籍全数翻了一遍。当然，辛勤的劳动，也换来了许多第一手的新知。书中的《古书的衬页》《金壶精萃》等即是其中的几篇。
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西方的汉学重镇，这话一点也不过分，中文的古籍善本四千部，普通古籍一万八千部，足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抗衡，即在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仅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于日本、韩国的古籍收藏，更是国内各大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莫能望其项背的。
我在“燕京”时，曾将善本书库中的日本刻本二千四百部（不含明治、大正、昭和）全数翻阅一遍，发现涉及中国作者的著作在日本被翻刻的本子约在六百部之谱。这个数字不包括日本子部释家类的著作（一千二百部左右），究其原因，是我没有时间去区别查核中国僧人和日本的佛徒。而这些翻刻中国作者的本子有极少数为国内所未收藏，有的甚至湮灭不存。所以，我很想把我所见到的难得之本写出来，供研究者利用。先写的三十篇书志，就算是开个头，待觅得时间再写，或交有志者去续之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中国的许多少年即知的成语。语出东汉曹操《龟虽寿》。春去秋来，烈日寒霜，时间在重复中缓缓流淌，我也从青丝到白发，年少到迟暮，这也是每位过来人必经之路。津这一生都在图书馆中度过，又始终在一线工作，每天面对各种线装古籍，尝试着与古人对话。说实话，春秋正富时确有志耕耘，且在工作中也奋发不已，然年岁一过花甲，记忆力明显衰退，精力体质大不如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早已不见。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科学家们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后，发现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五年，但如今的社会，杖乡之年者多了去了。所以，虽是夕阳桑榆，暮岁余年，且对生命的自然规律已有清醒认识，但对于我来说，时时念到的是还需扬蹄奋进，尽早结束手头上两本书的写作，也好给自己的工作画上一个句号。
（本文为沈津为《伏枥集》所撰写的自序，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