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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发表在《社会科学》年第6期上的文章，原题为《社会科学论文写作经验谈》，本文为节选。
文章导读
作者认为完成一篇论文，主要应善于掌握并处理好三个环节：选好题目、深入研究和精心写作。
作者简介
高放（年2月-年5月30日），原名高元浤，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受聘一级教授。年以来，9本《高放文集》先后出版，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等。年5月30日，高放因病去世，享年91岁。
众多大学生、研究生和实际工作者经过刻苦学习，最后都要求写成论文。如果平时学习侧重吸收，那么写论文则是贵在创新。如同蜜蜂采花，最终是为了酿蜜。写论文是最后的综合训练，既能锻炼运用科学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培养加工整理资料、使用外语和写作的能力。同时，写论文也是对学习、工作成果和专业水平的总检验和总考核。
完成一篇论文，主要应善于掌握并处理好三个环节：选好题目、深入研究和精心写作，这也可以说是写论文的三部曲。
一、选好题目
科学研究工作的首要一步是选题。选定题目并不难，选好题目则不易。有人说，选好题目是论著成功的一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只有选好题目，才能明确主攻方向，确定主要内容，体现出论文的特点和优点，反映出论文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适应社会需求的程度。
有人认为选题很容易，随便选定本专业的任何一个题目，下一番功夫就能出成果；有人则把选题看得很神秘，左顾右盼下不了决心。这是两种偏向：前者带有盲目性，后者显出动摇性。选择题目一定要避免盲目性，克服动摇性；提高自觉性，明确目的性。
选题要考虑客观的需要。有的是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只有经过一番研究才能满足教学需要，提高教学质量。有的是现实斗争和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下功夫研究，从理论高度和深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有的是科学发展的需要，在专业研究中有不少问题要求进行新的探索，或者对别人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看法需要开展争鸣。
选题要心中有数。不论选定什么题目，都得先熟悉前人研究的情况。通过查阅书目、报刊资料索引或请教老师和同行，了解前人对这个问题有哪些研究成果，达到什么程度，存在什么争论，还有什么空白或薄弱环节，以便继承前人成果，继续向前开拓。如果自己有不同看法，可提出商榷；如果是空白或薄弱环节，只要有条件就可以想法填补或加强。如果自己无力向前推进，那就不要选这个题目。
选题要考虑自己的条件。诸如个人的兴趣、爱好、基础、长处、掌握的外文语种和熟练程度、搜集资料的可能性等等。
选题时还有几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选大题还是选小题？如果材料来源丰富，可以大题大做，写成大部头专著，或者把大题分成若干小题，各个小题分别逐步去做，集小成大，大部头专著也就出来了。或者小题大做。我手边至今还保存一本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一位学者的博士论文《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水兵》，该文只写从年10月至年3月这半年时间内，海军士兵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中的作用。由于作者运用了大量档案和报刊材料，所以全书竟达20.5万字。如果着重从发展规律上进行概括和分析，那么也可以大题小做，做到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纲举目张、鞭辟入里，这样有助于人们提高并加深认识。例如列宁写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就是大题小做的范文。全文只有两千余字，把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近七十年间的历史划分为革命风暴、和平发展和新的世界风暴三个时期，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时期中遇到的问题、经历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文中很多精辟的论点和精彩的论述至今还常为人们所引用。这类大题小做的题目，如果立意不新、立论不深、立足不高，就容易流为空泛或肤浅。在通常情况下，最好是中题中做或者小题小做，这样容易深入进去，见效较快。
选理论的题好还是选历史的题好？如果史料不多，前人理论分析较少，自己又能够深入进行理论分析，那就可以选理论方面的题目。如果史料较多，前人挖掘整理不够，那就可以选历史方面的题目。一般说来，最好是史论结合，有的可以偏论，有的可以偏史，但是不要写成纯理论或纯历史。纯理论不免抽象枯燥；纯历史是史料堆砌，难以成为论文。既是论文，总要就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选热门题目还是冷门题目？热门题目一般都是现实意义较大的，应该注意研究；但是热门题目一般又是研究者较多的，一定要多下功夫研究，以求突破和进展。无论是哪类题目，都应从需要和可能出发，不要单纯“赶浪头”或“钻冷门”。还有一些不冷不热的题目可能更为合适，不要轻易放过。
选新题好还是选老题好？新题一般是前人研究较少的，甚至是空白点，容易出成果；当然新题可能材料少、难度大，要选就要多下功夫，那还是能写出新意的。一般说来，最好是选较新的题目，新题新做或老题新做，而不要老题老做或新题老做。
是先看了材料再选题还是选定了题再找材料？这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选任何题目都要先看一定的材料，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性；可以在确定选题范围之后再继续搜集并阅读材料，进而把题目具体化、精确化。最后，选定的题目，文字表述要求尽量简短、鲜明，不要拖泥带水一长串。
二、深入研究
选好题目之后的第二步，就是花大量时间狠下苦功、深入研究。往往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还要对选题作局部调整，或者使选题更加具体化、精确化。
深入研究从何入手呢？也就是如何寻找突破口的问题。有人从阅读有关的理论著作入手，有人从阅读原始文献和资料入手，这样做难免会事倍功半，读了大量书籍还是发现不了多少问题。事半功倍的捷径是从阅读前人对这一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入手。即通过导师指点和查阅各种工具书———如历年来出版的《全国图书总目》《全国主要报刊索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印的《复印报刊资料》有关专题、图书馆资料室收藏的专题索引、几种专业刊物以及外文书目和报刊资料索引等等，现在通过网络能更快地选编出书目，然后择要阅读。在阅读中要注意：前人已取得哪些成果？还有哪些薄弱环节或者空白点？在哪些问题上有待深入和提高？有哪些值得商榷之处或者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在史料或者史实的运用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也能发现前人引用过的资料及经典著作和原始文献，并编出更详尽的书目。
在阅读各种材料过程中，要开动脑筋、反复思考，大体形成一个研究提纲，把自己选好的题目分解为若干问题。各个问题再分为若干层次；然后按问题先后再细读各种有关材料。在研究过程中，要先从中文材料着手，详细地没有遗漏地熟悉掌握各种中文材料，再去查阅外文书刊，以求新信息、新看法和新资料。要特别注意挖掘第一手材料，同时也要留心第二手材料。
在研究材料的过程中，要用心、专心、细心，才能发现问题，稍微疏忽就会一纵而过，结果还要重花时间和精力去再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各种有用或备用的材料都要手勤，用卡片或本子摘要记下或写索引，每条材料都要注明具体出处，以便日后引用和核对。材料积累多了还要分类排列，既便于检索，又能从中发现还缺少什么，以便进一步广为搜集。有的材料在研究过程中要反复读好几遍，有的还要相互参照比较。
研究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材料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处理，对问题的认识要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材料要广泛搜集，宽打窄用，在论文中最后精选最有典型性、最切题的材料。要善于发现互相矛盾的材料，下一番功夫辨别、考证清楚。“由此及彼”即考察事物上下左右以及内部与外部的各方面联系，开阔思路，进行比较研究。既要纵向比较，又要横向比较，还要正反面比较。“由表及里”即通过表面现象深入本质，把各个事物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探索系统之内和各系统之间各种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总结出规律性。要善于展开、深入分析事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绝对性和相对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共性和个性、原因和结果、内容和形式、整体和局部、联系和区别、定性和定量、动态和静态、回顾和展望，等等。在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思考自己对这一问题能从什么角度加深，能从哪些方面提高，如何进行新概括，做出新分析，运用新语言，补充新材料，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不能只是利用别人的成果，改头换面，单炒冷饭。即便是炒冷饭也要添油加料，辅以鸡蛋、葱花、味精，如此才能做出一道别具特色的新食品。但是创新一定要在研究大量材料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形成，决不能靠零星材料、凭一知半解而轻率地标新立异；更不能胡乱提出新观点，片面进行论证。
三.精心写作
论文的最后一步是精心写作。动笔写作前，应该通盘整理一下研究成果，对研究提纲进行调整和补充，进一步衍化为写作提纲，对全文的布局、观点的体系、分析的层次、材料的使用作统一的安排。写作过程不是单纯记录研究成果的过程，而是继续深入研究的过程，是把研究成果精确化和完善化的过程。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对哪些问题研究还不够深透、论证还不够充分，就要记下来继续攻关。
写社会科学论文要明确其性质和特点。论说文不同于记叙文、应用文和文艺作品，而是以议论为主的文体。但是，在论说文中，社会科学论文又具有独特之处：它不同于讲义材料、资料性文章、宣传性文章、通俗性读物。社会科学论文专业性很强，应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表述自己的见解为主，应对学科建设起推动作用，至少也要在综合别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加深。更高的要求是填补学科的空白，一般要求超过前人已达到的成就，要有新的创见。写论文要力求删繁就简、突出重点，主要写自己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种珍贵资料，则可以系统整理为若干专题，编入附件，留供答辩时用，或供别人参考。文前要概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作出简要评价；文中引用别人观点或不同意别人某个观点，都要求注明出处；文末要求附中外参考书目，表明自己视野有多大，参照并吸收了哪些人的研究成果。
有人认为一篇论文包括观点和材料两个要素，我认为这样概括是不全面的，应该说论文含有论点、论据、论证、论述四个要素。论点即观点，论据即材料，论证指立论证明的方法和层次，论述指文字表述的要领和技巧。同样的观点和材料，有的人更善于归纳和演绎、概括和分析，有的人更善于表达和铺陈、炼句和修辞，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就很不一样。可见，论证和论述这两者对于一篇论文的成功而言，应该说是不可缺少的有独立意义的要素。对这四个写作要素的基本要求，我想大体上可以编成四句顺口溜：论点方面，观点鲜明、有破有立；论据方面，材料充实、用心搜集；论证方面，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论述方面，文字简炼、明确有力。
一篇论文总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要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提出并阐发自己的新见解应是论文的主干，同时还要批驳自己所不同意的其他观点，这样两相对照才更显得鲜明。文中除了突出自己的中心观点之外，还要展开写一系列派生观点，评论一系列别人的观点。
观点是从研究大量材料中形成的，所以各个观点都要以充实的材料加以佐证。在运用材料时，要注意目的性、典型性和真实性。如果目的性不明确，材料和观点就统一不起来，对不上号；如果使用的材料不具有典型性，就缺少说服力，从局部材料、个别情况就不能做出全局性、普遍性的结论；如果粗心大意，照抄别人搞错的材料，就会以讹传讹。总之，各种材料要用心搜集、细心筛选、精心辨别、耐心考证。
论证是在论点和论据统一的基础上层层展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由简到繁，由因到果、由量到质、由浅入深、由始至终。对各个问题细加分析，其中要蕴含一些深邃的哲理，不仅令人折服，而且还能使人读后余味犹存，反复思索。全文从开头、主体到收尾，各个部分、各个段落、各个句子之间，结构、布局和叙述都要逻辑十分严密，一环扣一环，不能有漏洞，不能自相矛盾，或者相互抵消。写好一篇论文不能只着眼于主体，还要注重开头和收尾。古人评判佳作有所谓“豹头、熊腰、凤尾”之说。例如，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其主体具有深刻的说服力，而且开头就有很强的吸引力———“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收尾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有何等强烈的号召力!
论述用词要简炼、鲜明、准确，还要生动活泼。用词要反复斟酌锤炼。用词还要多样化，尽量减少简单重复，这样才能使文章不单调乏味。尽量运用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成语典故能使文章言简意赅。运用形象比喻能把道理说得更加透彻，并给人以深刻印象，又增添文采。例如马克思把暴力比喻为社会变革的助产婆，把分散的小农比喻为一麻袋土豆，列宁把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巨人”，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比喻为罗盘与大船，毛泽东把资产阶级的腐蚀比喻为“糖衣炮弹”等等。除用词外还要注意句式。老用陈述句未免单调呆板，间以疑问句、感叹句等，就显得丰富多彩。排比句、对偶句，能表达得更鲜明，又增加语言文字的美感，还便于记诵。如能适当引用一些古诗词和先哲的名言警句，则更能使文章光彩夺目。
写作至少要三遍定稿。第一稿先把自己的看法和该用的材料都汇总一起；第二稿主要在分析提高上下功夫，力求精炼，逻辑严密，富于哲理；第三稿主要在文字上推敲、加工，并核对引文和材料，力求准确而又有文采。这只是大体而言，实际论文往往要修改十多次，应该不厌其烦，精益求精。要使文章富于哲理又有文采，需要长期日积月累的理论素养和语言文字素养。平时要多读中外古今名篇佳作，从中领会写作方法和技巧。清朝名儒郑板桥在《楹联》中留下警言妙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写出好文章正是要不断删繁就简、反复琢磨，如何突出自己的创新。
在完成社会科学论文之前，还可以把它分解为若干小题，然后加以汇总并进一步提高，这也不失为聚少成多、化零为整的捷径。在完成论文之后，还要求把它浓缩为几百字或千把字的提要，“纳须弥于芥子”(这是佛家语，意为把偌大的一座须弥山藏纳于细小的芥子中)，列于文首，便于别人掌握要点。
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这是学位论文的三级，在题目大小、内容深浅和份量多少等方面体现出区别。层次越高，要求也越高。一般说来，学士论文万字左右，硕士论文约二三万字，博士论文可以写成十几万字。总的说来，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能有真知灼见，未必都要洋洋大观。
做实际工作的党政干部，如果掌握了写论文的要领，遵循写论文的三部曲，狠下功夫，也是能够把对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和自己的工作总结写成有份量的社会科学论文。毛泽东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年的《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朽的历史名篇。
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是：文章是写给别人读的，是写给并非研究这个专题的读者读的。因此一定要写得深入浅出，对事件、人物、时间、地点、专有名词等等都要交代清楚，这样才能使读者看得明白，而且有可读性和吸引力。有人论及活学与著述的关系时，把它区分为四种类型、四个等级：深入浅出好学问，深入深出深学问，浅入浅出没学问，浅入深出假学问。我们要力求写出深入浅出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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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
治学要下苦功避免以讹传讹
一、对报刊上误传陈译“幽灵”的跟踪查寻
最近读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年第5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翻译及传播》一文，其中竟有这样的说法：“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的首句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并采取‘幽灵’加上注解的办法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可是据我所知，并找出我保存的陈望道所译《宣言》的复印件来看，书上明明都是印着“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而且书中并没有什么注解。“怪物”怎么被改变为“幽灵”呢？实际上，“共产主义的幽灵”的译法起源于博古年在延安出版的《宣言》校译本。怎么竟被移花接木改换到陈望道的译本中来呢？于是我就想法打听到这篇文章作者李百玲博士的电话，向她指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问她的根据何在。当天下午她就回电话对我的指点表示感谢，并且说明她的根据是《福建党史月刊》年第1期红霞云的《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翻译者》。我想，一定要对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追踪溯源清查到底，弄个水落石出，避免今后继续误传下去。
我请博士生张万杰和韩冰帮我从网络上下载有关文稿，并从图书馆借阅有关书刊细查。上述年《福建党史月刊》上的这篇文章对陈望道当年如何处境困难、冥思苦想翻译《宣言》还有一段细致的描述。譬如说：“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帖，翻译的难度颇高。”“‘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句。他挖空心思，寻找一个一开头就能吸引中国人，具有震撼效果的句子，起码也要让中国人民接受它、传播它的词。最终还是采取‘幽灵’加上注释的办法。”这一段把“幽灵”的译法硬加在陈望道头上的子虚乌有的描述是抄引自何处呢？我就再往前追查。结果在年第12期《党史博采》发表的邓沛写的《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中，就查到有以上这种“挖空心思”、“最终还是采取‘幽灵’加上注释的办法”等词句。更往前寻觅，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年4月27日“笔会”副刊上找到顾潜的《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文中写得更为细致：“在语言学方面颇有造诣的陈望道深知，许多文章的精彩处往往在开头。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着意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译得不同凡响。他字斟句酌，几经推敲，终于在稿子上写下了这行在中华大地上传诵至今的名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从这个中译本诞生至今的80年间，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经过了多少个版本，这个开头始终无任何译法能够替代它、超过它。中共早期革命者罗章龙在陈望道之后试图将德文版原著《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开始这一句，他反复琢磨之后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译法。”这位作者怎么敢这样肯定“幽灵”是陈望道首译、后人的译法都无法超过它呢？我查明了作者工作单位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当即去信向他请教，同时告以“幽灵”译法并非始于陈望道，而是年博古首创的。
后又收到顾潜同志给我带的研究生韩冰发来回复的电子邮件。其中这样说：“陈把《宣言》第一句话译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确是他第一个译成‘幽灵’的。依据是：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在旧书店买到过一本解放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当时我只是一个初中一年级或是二年级学生，记忆力特别强，这第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记得我看后曾琢磨过，把共产主义比喻成‘幽灵’是否妥当呢？可惜这本封面和纸张都已发黄发脆、我珍藏了几十年的小册子，终于在几次搬家后而遗失。他的这篇《宣言》是上世纪20年代初在家乡翻译的(我在《文汇报》那篇散文中写到的)。我买到的他翻的那本小册子应该是沿用他过去的译法，不可能丢弃自己的而改用人家的，比如，博古的译法。只能是博古仿照他的。”他在回信中还谈到党史纪实作家叶永烈也写过《宣言》中这句话的翻译问题。
顾潜同志说得这样肯定、绝对，这里就提出一个新问题：陈望道译的《宣言》是否出版过修订本？我手边只有陈译年第1版和第2版以及年《红旗》杂志社简体字版三本复印件，不足以证明陈译《宣言》没有修订本。于是我向红色收藏家范强鸣同志咨询，他主办的红色世界网站收藏有多种《宣言》的各种版本，其中陈译《宣言》就有不同年代出版的10种版本。他查后告我：陈译《宣言》只有一种译本，从未见过另有校译本、修订本，所有陈译版本都是译为“怪物”，“幽灵”译法确是起源于博古的校译本。我另查了所有记述陈望道与《宣言》的有关文稿，特别是翻阅了陈的学生和秘书邓明以教授撰写的最为详尽的《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年5月第2版)，从未有人提及陈在年翻译出版《宣言》之后，曾经对其译文作过修改。而顾潜同志在复信中也表示陈望道不可能丢弃自己原来的译法而改用别人的译词。这就表明顾潜同志的记忆是不准确的。那么，他究竟有何根据硬说“幽灵”的译法是陈望道首创的呢？我还要顺藤摸瓜，沿波讨源。
我首先查顾潜同志来信中提到的叶永烈的有关著作。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的起点》中，确有一段描述陈望道当年翻译《宣言》的景况：“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这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书中接着还写到罗章龙后来在从德文本翻译《宣言》时经过反复琢磨，思索再三，不得不沿用陈望道首创的“幽灵”的译法。最后他还点评说：“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1]果真是像叶永烈所着意描述和论断的这样吗？其实查一下《宣言》的日文译本，就是采用汉字“怪物”和“徘徊”，所以陈望道并不需要“字斟句酌”、“绞尽脑汁”，就可以径直把《宣言》首句译为中文了。我们再进一步细查罗章龙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记述。
二、误传陈译“幽灵”的源头在罗章龙的回忆录
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的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讲到他于年前后在北大当学生时参与集体翻译《共产党宣言》等书时有以下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个标准(即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引者注)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诵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么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2]罗老在这里所谈的这一段思之密密、言之凿凿的往事，似乎令人感到确可信据。以至著名作家叶永烈都信以为真，在《红色的起点》中加以引用，并加上细致、生动的描述。我深知罗老(-)一生坎坷。他本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都当选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历任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后因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某些主张，另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于年1月被开除党籍。然后他在河南大学、湖南大学当教授，年曾参与湖南和平解放运动。解放后继续在湖南财经学院等校执教，改革开放后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早从图书馆看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椿园载记》，只是稍微浏览。这次为探究“幽灵”译文问题，我借出此书细读深思之后感到他的记叙不可靠、不可信。这可以从以下三点提出质疑。
第一，罗章龙本人在年和年前后的说法不一致。年9月4日《罗章龙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样说：-年间我在北大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翻了一、二十本书，有的出版，有的没有出版，《共产党宣言》就印出一种本子来，是从德文中翻译出的一种本子，所以流传不广。”又说：“到年毛主席到北京时，大概已经翻出了稿子来了，油印了个本子。”[3]这段回忆看来是准确的。毛泽东是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年4月11日离北京去上海。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上)记载：“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此处说刘仁静翻译不确，应是罗章龙等人翻译——引者注)。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4]曾经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在北京福佑寺读到的《共产党宣言》，是陈望道的译本，或者是发表在《国民》杂志上的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记得年我与好友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一起到东四朝阳门内一个胡同里小宅院拜访过毛泽东当年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辞典编纂家黎锦熙(-)老先生，那时他已年老体弱卧床不起，但是思维依然清晰，他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当时看到毛泽东在认真阅读的是一本油印的薄书而不是铅印书或杂志。所以，罗章龙在年《椿园载记》中所说的他们在年底翻译《宣言》时就参考了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陈望道译本，在时间上竟相差大约一年，显然是罗老记错了。
第二，罗章龙不仅年与年的说法不一致，而且他在年《椿园载记》中所写的上述那段话，我们细加推敲也能发现其前后自相矛盾。前面他说得活灵活现；对陈望道所译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句话如何反复琢磨，“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上一段说明文字”以后油印出来在内部传阅，等等。可是后面他又说：“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按照他前面所说，那是陈望道译《宣言》出版在先，所以他们才能参照陈译“幽灵”的译法；可是根据他后面所说，那是他们的油印本出在先，然后才公开出版陈译《宣言》。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究竟是油印本出现在先，还是陈译《宣言》出版在先？二者必居其一，不能兼容。事实上，《宣言》油印本年底已经印出，而陈译《宣言》是年8月才在上海出版。因此，罗章龙等人在年底翻译《宣言》时决不可能读到陈译《宣言》，更不会借用陈译“幽灵”词语。连毛泽东这样博学强记的伟人仅相隔十几年的事情都记错了。例如他于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竟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即年12月至年4月——引者注)”读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5]如前所述，他当时读到的实际上是罗章龙等人译的油印本《宣言》。
第三，如前所述，陈望道译的《宣言》只有一个译本，开头一句他就是译为“共产主义的怪物”，从未修订过译文，也从未发现过有陈译为“幽灵”的版本曾经在社会上流传过或保存在什么单位。罗章龙等人翻译的《宣言》油印本，至今也没有发现过，所以没有实际材料能够证明罗章龙回忆录所言的真实性。也没有真凭实据能够证明上述顾潜所说的他上初中时“记忆力特别强”、陈望道所译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这第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这些断语的真实性。对任何历史问题都必须以历史文件为依据，不能以任何人的回忆录来定断。由于迄今还没有找到罗章龙等人当年翻译的《宣言》油印本，所以也就无从判定他们最初究竟把“幽灵”一词译为什么。德文Gespenst意为幽灵、鬼怪、鬼魂、怪影、幻影。也可能是他们翻译组中的某个人当年曾经提议译为“幽灵”，或者是后来罗章龙本人另读到年博古的校译本或者年以后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从这些译本中看到都用“幽灵”的译法，因而在自己脑子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在他晚年写回忆录时产生了对往事错位的追忆和记述。从心理学和记忆学的研究，我们得知出现这种错位回忆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有的是因先入为主或后入为主，有的是因相关信息或相似信息传入误导。看来罗老回忆录中的差错在于把后来经历的相关事物提前了。罗章龙写完《椿园载记》时已经是87岁高龄，他在年9月中秋节为本书写的自序中说：从抗战时期到50年代，他写了十几万字回忆录，“文化大革命”中全稿散失，多年辛劳毁于一旦，改革开放以后重写，“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内容失当与错误之处所在都有，至希读者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可见他本人也还认为其回忆录有“失当与错误”。可惜我在他生前久未细读此书，未能及早发现他在“幽灵”一词引用上的差错。他已于年2月3日享年99岁逝世！现在只能在他身后为之订正。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杨纪元编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书竟收入如下这样一段历史资料：年6月17日，陈望道在写的《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时说：“在宣传工作方面，年元旦，我们曾经用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背后印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抄自《共产党宣言》)，到处分发。”“上海人民见到贺年片后，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上海来了’。”[6]陈望道本人在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明明是译为“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为何他在年写的回忆录中却把自己当年的译文也改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游荡”呢？莫非他自己也记错了？莫非他把《共产党宣言》中后来年博古译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和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的“游荡”，都当作自己当年的译文？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先找出陈望道年6月发表的回忆文章，其中只有上述引文的前一句话，并无后一句话。为此，我又专门写信并打电话向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杨纪元教授咨询，问他引用上述历史资料中后一句话的出处。承他复信告我，摘自陈望道的《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年第三期。可是我找出这篇文章核对，原文确曾又谈到年元旦为上海人民发出贺年片、正面写“恭贺新禧”背面写共产主义口号一事，然而随后原文只是说“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7]并非像杨纪元教授编的书中所说：上海人民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上海来了。”可见“幽灵游荡”显然是编者没有认真核对原文，按照自己错误的记忆附加到陈望道的原文中去的。
看来误认为“幽灵”一词起源于陈望道译本的始作俑者正是罗章龙老先生，后经别人反复引用，甚至还另加上个人想象的夸张铺叙，迄今已经误传了25年。切望学界人士以此为鉴，治学一定要下苦功，核对主要史料，还要动脑筋思考是否可信，不能辗转相抄，不动脑筋不加思考辨析。这虽然仅是一个译词的差错，但也应该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记事。但愿在这个问题上今后不要再出现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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